这是过去10年形成的一种仪式：28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所在地欧罗巴大厦(Europa building)外钻出豪华轿车；他们对着电视摄像机说些陈词滥调，然后和同僚们打招呼，有时还会行亲吻礼，或者用拳头相互碰一下。他们互相直呼其名：即使一个小国新上任的总理也必须鼓起勇气直呼德国总理“安格拉”(Angela)。然后是进行闭门会议，在深夜晚餐过后，他们达成妥协：比如，是让希腊获得纾困，还是允许英国推迟退欧。卢克•范米德拉尔(Luuk van Middelaar)在他论述欧盟的新书《Alarums & Excursions》中描述的这一幕，准确地反映了欧洲权力的现状。
现在出现了很多过于兴奋的讨论，称下周的欧洲议会选举将决定欧盟的未来。但事实上，即使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欧盟也混得下去。近年来，我们即兴打造了一个对我们这一代大多数欧洲人都行之有效的欧盟。我们现在拥有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所称的“各国的欧洲”——重大决策并非由布鲁塞尔的官僚或欧洲议会做出，而是由各成员国领导人协同做出。
“各国的欧洲”的崛起并非计划的产物，且很大程度上是未经宣布的。它经常被淹没在欧洲联邦主义者与脱欧派之间无休止的吵闹中。然而，这两个群体都已经被边缘化。他们仍每天用自己的宣言——比如联邦主义者建立一支欧洲军队的幻想——互相挑衅，但是两派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联邦主义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欧洲民意调查中心(Eurobarometer)最新调查显示，只有14%的欧洲公民对欧盟感到“非常依恋”；而对自己国家感到“非常依恋”的人口比例是上述比例的4倍。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道格拉斯•韦伯(Douglas Webber)表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加强布鲁塞尔相对欧盟个成员国的权力的努力，在法国以外几乎未得到任何支持，就不足为奇了。韦伯在2018年出版著作《欧洲去一体化？》(European Disintegration?)。
与此同时，位于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EUI)的布里吉德•拉芬(Brigid Laffan)表示，就脱欧阵营而言，英国退欧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抛弃）成员国身份问题已没什么可讨论的了”。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退欧党是唯一一个将参加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大型退欧政党。欧洲民意调查中心表示，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如今认为自己的国家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受益，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在联邦主义者与退欧派之间上演的闹剧对欧盟没有什么影响，眼下欧盟正变得越来越活跃。这是由各成员国领导人地位日益增强推动的。1961年至1973年，欧盟领导人只举行了6次峰会，到2007年《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签署时，也只不过规定每6个月举行两次峰会。但随后，围绕欧元、乌克兰、难民和英国退欧的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如今，欧洲理事会每年召开6至7次会议，2015年召开了创纪录的10次会议。此外，欧元集团(Eurogroup)财长通常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外长理事会同样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外加电话会议。范米德拉尔说，欧盟的功能已经从制定规则演进为处理各种事件。
虽然各成员国政治家前往布鲁塞尔代表各自的国家，但这并非旧式的民族主义。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同国家在如此日常的基础上合作过。这是真正的国家间协作。在欧洲理事会，最大的国家说话分量最重——在关键时刻，整个房间的人都看着默克尔(Merkel)——但爱尔兰和马耳他也有发言权。范米德拉尔总结道：“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不同国家的联盟。”
指责“未经选举产生的布鲁塞尔官僚”和“多管闲事的欧洲超级国家”的英国退欧派尚未理解这一现实。事实上，大多数“干涉”英国事务的欧洲人都是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在英国退欧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只在各国领导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负责谈判，但一旦出现争议性的问题——英国延迟退欧——就必须由欧洲理事会来处理。最终，马克龙确保了延长期限较短。同样，在希腊危机期间，力主希腊资产大规模私有化的是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而非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几乎是无能为力地旁观。
联邦主义者最近的唯一重大进展还是在二十多年前取得的，即完成了欧元这个主要联邦主义计划。这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稳定机制以及类似银行业联盟的机构。
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上，联邦主义者只能沮丧地看着。他们担心欧盟委员会沦为一个仅仅负责执行欧洲理事会决策的官僚机构。本月在佛罗伦萨进行辩论期间，几个主要欧洲党团的“第一候选人”(Spitzenkandidaten)一致对欧洲理事会表示了不满。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党团领袖居伊•伏思达(Guy Verhofstadt)称之为“一个共同的敌人”。
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谋求增进本国利益的各国领导人可能一小刀一小刀地将欧盟慢慢杀死。然而，各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决策，要比由欧盟委员会的技术官僚治理欧盟民主得多。如果公民不喜欢这些决策，他们可以通过选票让这些领导人下台。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行之有效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的混合体。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858?adchannelID=&full=y
与此同时，位于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EUI)的布里吉德•拉芬(Brigid Laffan)表示，就脱欧阵营而言，英国退欧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抛弃）成员国身份问题已没什么可讨论的了”。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退欧党是唯一一个将参加本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大型退欧政党。欧洲民意调查中心表示，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如今认为自己的国家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受益，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在联邦主义者与退欧派之间上演的闹剧对欧盟没有什么影响，眼下欧盟正变得越来越活跃。这是由各成员国领导人地位日益增强推动的。1961年至1973年，欧盟领导人只举行了6次峰会，到2007年《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签署时，也只不过规定每6个月举行两次峰会。但随后，围绕欧元、乌克兰、难民和英国退欧的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如今，欧洲理事会每年召开6至7次会议，2015年召开了创纪录的10次会议。此外，欧元集团(Eurogroup)财长通常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外长理事会同样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外加电话会议。范米德拉尔说，欧盟的功能已经从制定规则演进为处理各种事件。
虽然各成员国政治家前往布鲁塞尔代表各自的国家，但这并非旧式的民族主义。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同国家在如此日常的基础上合作过。这是真正的国家间协作。在欧洲理事会，最大的国家说话分量最重——在关键时刻，整个房间的人都看着默克尔(Merkel)——但爱尔兰和马耳他也有发言权。范米德拉尔总结道：“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不同国家的联盟。”
指责“未经选举产生的布鲁塞尔官僚”和“多管闲事的欧洲超级国家”的英国退欧派尚未理解这一现实。事实上，大多数“干涉”英国事务的欧洲人都是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在英国退欧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只在各国领导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负责谈判，但一旦出现争议性的问题——英国延迟退欧——就必须由欧洲理事会来处理。最终，马克龙确保了延长期限较短。同样，在希腊危机期间，力主希腊资产大规模私有化的是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而非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几乎是无能为力地旁观。
联邦主义者最近的唯一重大进展还是在二十多年前取得的，即完成了欧元这个主要联邦主义计划。这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稳定机制以及类似银行业联盟的机构。
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上，联邦主义者只能沮丧地看着。他们担心欧盟委员会沦为一个仅仅负责执行欧洲理事会决策的官僚机构。本月在佛罗伦萨进行辩论期间，几个主要欧洲党团的“第一候选人”(Spitzenkandidaten)一致对欧洲理事会表示了不满。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党团领袖居伊•伏思达(Guy Verhofstadt)称之为“一个共同的敌人”。
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谋求增进本国利益的各国领导人可能一小刀一小刀地将欧盟慢慢杀死。然而，各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决策，要比由欧盟委员会的技术官僚治理欧盟民主得多。如果公民不喜欢这些决策，他们可以通过选票让这些领导人下台。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行之有效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的混合体。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