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冷战结束至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近20年间，是欧洲高歌猛进的时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区域镜像，欧洲一体化借助苏联解体带来的和平红利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增长动力而持续快速推进。随着欧洲单一市场和欧元区的落成，欧洲步入高光时刻，成为借助区域合作实现社会繁荣的世界样板，欧洲政治精英也因此醉心于“后现代”的基于国际法规则的“世界秩序”，信心满满地向外宣扬欧洲的“规范性”力量，努力输出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观。
然而主权债务危机的乌云遮住了欧洲的光芒，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被逐渐消解。此后十年间，在战略安全层面，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始终雷声大雨点小，被认为于事无补。2010年底出现的中东北非乱局和2013-2015年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的周边地缘格局日趋碎片化，严重冲击欧洲的内部稳定。但这两场变局的节奏与走向却完全受制于美俄等大国的权力斗争，欧洲沦为配角。
而对自身周边以外的地区冲突，欧洲的影响更加微弱。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层面，在2010年以来聚焦于人工智能的新一轮尖端技术与产业的竞争中，欧洲不仅明显落后于美国，在一些领域甚至不如中国，大型数字平台公司没有一家是欧洲人创立的，欧洲对世界经济走向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层面，美元霸权岿然不动，欧元体系却因内部矛盾重重而愈加虚弱。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意图借助美国操控的SWIFT系统制裁与伊朗进行交易的欧洲公司，欧洲人开发了INSTEX体系，意图绕开美国的制裁，最终也没有成功。在经济外交的层面，欧盟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推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至今基本仍是纸上谈兵。
欧洲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日渐衰退，既是因为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战略格局已出现深刻调整，也是因为欧洲社会精英对缺乏硬实力支撑的“欧洲意识形态”盲目自信，过于乐观。2009年以来，欧洲先后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等突发危机的反复冲击，不仅经济持续低迷，而且社会精英们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质疑，现有的一体化架构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欧盟的多层治理架构出现动摇，导致多层矛盾的叠加。
在欧盟成员国内部，主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的激进政党和草根群体进入主流政坛，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愈加严重；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层面，掌控欧元区的德国与经济状况较差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因为权益分配问题产生激烈的“南北矛盾”，德法等传统大国又与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因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而爆发“东西对立”，导致欧盟震荡不已；在欧盟决策层，负责技术性较强的专业行政事务的欧盟委员会与鱼龙混杂的欧洲议会之间也存在矛盾。重床叠屋的纷争，使欧洲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对世界事务发挥影响，进而导致欧洲从世界舞台昔日的中心沦落，越来越快地向外围下滑。
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边缘化，其国际地位的持续下降，在欧洲内外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在欧洲内部，虽然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老派知识精英依然执着于“欧洲宪法”和“欧洲公民”等理念，心心念念地期待欧洲为世界发挥更多的典范作用，但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欧洲学者已经展开反思。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专家对笔者坦言，欧洲人“显得幼稚了”，忘记了国际社会依然受制于传统的地缘政治与权力斗争。在欧洲外部，美国决策层对欧洲的衰落心知肚明，将对外战略的重心定位于亚太地区，而对欧洲投入的战略资源越来越少，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概念，表明美国政治精英一以贯之的研判。而欧洲追随美国，推出自己的所谓“印太战略”，必然是力不从心，难有作为。内部的震荡和国际影响力的减弱，意味着欧洲与中美这两个大国打交道的筹码在减少，因而在中美之间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机会主义倾向必然不断增强。未来的中欧关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变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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