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2月13日
前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 于尔根•斯塔克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德国人在经济政策方面无知吗？他们没有认识到欧洲及德国自身面临的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经济危险吗？当别人提议对欧洲经济实施一次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提振时，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如此“臭名昭著”的反对者？德国人是欧洲的坏人，不负责任、不顾危险地强行决定紧缩吗？
事实是，与许多欧元区国家相比，德国一直稳定地奉行着审慎的经济政策。当其他一些国家入不敷出时，德国避免了无节制。这些都是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而欧元区货币联盟使这些差异再次凸显出来。
这不是一个国家命令另一个国家实施紧缩的问题。欧元区外围国家的政治精英应该对他们2010年无法再进入金融市场负责。多年来的管理不善以及不遵守法治已导致了预算赤字增加和债务的不断攀升。风险溢价已经急剧上升。结果是实施紧急融资项目，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债务国强制实施的条件中的严格标准。
德国人并没有放弃自己作为欧洲人的责任。几十年来，德国与法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力量。
对德国的批评也未能认识到欧洲一体化的独特之处。欧盟不是一个联邦（欧元区也不是）。在欧洲，我们还远未达到这样的一体化水平。因此，没有宪法基础支持对较虚弱的国家在更高层次上进行转移支付。而且无论如何，此类转移支付都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但却会导致道德风险。以前的财政转移项目（例如用于较贫穷的欧盟成员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基金）并非总能带来经济运行的持续改善。例如，希腊几十年来一直获得来自欧盟的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3%至5%的财政转移，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由德国支付的。但在这个经常性腐败的国家，大部分钱都被层层克扣掉了。
德国经济政策当局并不是要惩罚欧元区外围的国家。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希望看到所有欧元区国家为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环境——可以创造就业的环境。这需要坚实的国家财政。它与对零赤字的执着无关。德国经济学家反对治标不治本。他们警告要提防那些表面上的解决方案，它们短期内可以起到政治镇静剂的作用，但只会掩盖真正的经济挑战。
对进行额外宏观经济刺激的呼吁忽视了造成欧洲困境的原因。消除不利于增长的结构性壁垒至关重要。这包括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释放信用创造。法国正在经历经济停滞，意大利经受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些都不应归咎于德国。它们的问题都是各自国家自己造成的。不论是欧洲央行(ECB)还是财政刺激都无法消除这些问题。
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和强大的领导。这些改革是痛苦的。但要回归稳健增长之路，它们又是必要的。真正的“赤字”是很多国家政治精英的失败以及可靠制度的缺乏。
历史经验和文化特点造成了经济观点的不同。以德国为例，过去一个世纪的两段灾难性通胀期（一段是在1923年，另一段是二战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就像美国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教训、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以及纳粹政权时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滥用那样。
结果产生了以谨慎和对国家干预的怀疑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凯恩斯(Keynesian)理论从未发挥过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么大的作用。德国思维基于“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这一思想源于以下认识：市场需要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规则。
从这种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原则是物价稳定至上；推动所有市场的竞争；保护财产权；契约自由；以及个体应承担自身决定的风险，同时银行的损失不应由整个社会承担。
个体责任原则也适用于欧洲，至少在政治联盟创建以及民主控制得到保证之前是这样。
本文作者是前欧洲央行(ECB)执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