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7月04日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全球银行业的结构已失去商业可行性，并呈现出系统脆弱性。因此，就短期而言，稳定这种结构是正确的对策，就长期而言，却恰恰是错误的对策。这个矛盾让政府感到很难应对。它们大多没有尝试去解决这个矛盾。美国和欧洲很多地区的政界人士已成为公司主义者，他们常常将一个行业的成功与该行业大公司的利益等同起来。英国和瑞士的政界人士没有屈从于这种错误的做法，可谓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例外。
瑞士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金融中心，却是诸多大型银行的所在地。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把该国推到国家破产的边缘。后来，瑞士率先上调了针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甚至调得比巴塞尔会议中拟议的资本金要求还要高。巴塞尔位于瑞士北部，银行监管人士常在此召开国际会议。瑞士央行(SNB)意识到，巴塞尔进程是徒劳的，微调资本金要求以适应个别银行特定风险状况的努力是白费工夫。它明白了一点：如果各类模型都注定无法预测未来，那么，为这种未来提供足够资本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储备大量资本金。
在改革的道路上，英国迄今走得最远——不是“远”，也不是“快”，而是“最远”。关键问题在于银行自身的结构。与其说英国的银行太大，不如说英国的银行太复杂。它们各自的活动结合起来制造出了价值冲突、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由交易主导的投行业务的文化，与可靠的零售银行业务的要求是不兼容的。央行和政府向银行注入海量资金以支持国内放贷，但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由它们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交易主导。
任何银行的首要职能都是确保小储户的存款安全和支付体系的持续运转。但这些目标不仅与股东（银行股东已遭遇严重损失）要求相比是次要的，与确保高层员工超常规水平薪酬相比也是次要的。如果一家机构只能被具备杰米•戴蒙(Jamie Dimon)那种才干的人管理，那它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事实最终证明，就连杰米•戴蒙都控制不了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2008年，英国政府率先认识到，要维系全球金融体系的生存，需要的不仅仅是流动性，还包括资本金供应，而政府是这种资本金的唯一可能来源。但在这一最初的顿悟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系列错误的举措。英国政府没有将“好”银行与“坏”银行分隔开来，而是将其最糟糕的银行与其最优质的银行合并在一起。它没能利用自己在银行持有的多数股股权实施结构改革，即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隔开来，并从金融集团企业中分拆出专营小企业贷款的机构。它还试图维系两个毫无价值的空想：政府对破产银行的支持并非补贴，而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公有金融机构的管理决定不应受到财政部的影响。
但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维克斯委员会(Vickers Commission)在2011年的报告中提议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隔开来。英国议会银行业标准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n Banking Standards)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提议，应对那些不顾自己所管理的银行的利益而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实施刑事惩罚。这两个委员会都要求加强银行业的竞争，英国政府也倾向于将破产银行的遗留资产安置于一家“坏”银行。
就全球而言，英国央行(BoE)近来一直是对金融业未来持全新及怀疑态度的主要力量。尽管这种态度没有为它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赢得多少朋友，但这种不受欢迎恰恰是其成功而非失败的标志。英国央行新任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金融城受到欢迎，是因为人们不切实际地假定他带来了某种神奇的加拿大“药方”、可用于提振英国的经济增长。其实远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卡尼能把英国政策制定者慢慢开始明确的改革议程坚持下去。
译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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