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缓解英国不平等问题的16项政策
作者：安东尼·吉登斯
| 文章来源：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更新时间：2009-09-14 14:13:39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交给你了布朗先生：英国怎么才能再赢》中认为，工党下一步必须重视消除英国的贫困，但是不能靠简单地把富人的财富装入穷人口袋里的办法，而必须在16个政策领域进行调整。如果工党不在消除贫困上取得成绩，英国保守党就可能对工党构成威胁。 对于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英国仍是一个不平等的事情太多、机会障碍太多的社会。“再分配不够!”有人说。如果事情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再分配是要搞，但是此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实际上，对养老金领取者、单身父母和儿童的再分配的程度还相当大。现在有1/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收入的60%），而1997年时几乎达到1/4。 但政府没有实现它所宣布的到2005年财政年度结束时将贫困儿童减少1/4的目标。尽管有70万儿童摆脱了贫困，儿童贫困的总数减少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但这个数字离目标还差30万。1998年时大臣们发誓：到2011年，将儿童贫困减少一半。如果目前的政策坚持不变，贫困水平与现在不会有多大差别。 老左派似乎认为减少贫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只要把富人兜里的钱拿走，装到穷人口袋里就行了。然而富人总是极少数。如果对他们征更多的税，那应当有其他理由，而不仅仅是为了多搞一点再分配，否则，就不可能在实质上缓解使英国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有16项政策领域可能有作用。 第一，如上所提到的，把减少儿童贫困作为一个动力。 第二，常规的再分配机制应当保留，但要加以调整。交通拥堵收费和停车收费在设计上可以具有累进性的内容——许多人没有车；这笔收入可以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大车司机可以付更多钱。 第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新政和工作的福利）在减少失去工作的破坏性影响方面很重要。但是因为技术变革和国际竞争程度的加剧，我们需要探讨在工人失去工作之前就向他们提供帮助的政策。可能进行的活动包括，作为一个时期接受低工资的协议的一部分，让脆弱行业的工人使用在职培训券。这种计划通常要求雇主、工会和政府都参加，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在试验。 第四，我们应当开始考虑就业或工资保险问题。失去工作的工人有2/3在找到新工作后工资较低。工资保险可以在两年时间里替代失去的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美国正在试验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工人必须证明他们失去工作是贸易竞争的结果。 第五，一般地说，英国的老人自1997年以来富裕多了，但是还有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的目标应当是60:60，即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有60%还能从事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工作。 第六，人们深陷贫困，可能的原因有缺少技能、吸毒问题、陷入一种犯罪生活，以及很难维持持久的伙伴关系等。1997年以来的经验表明，以补贴或税收减免为基础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在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进行干预。另一个因素是住房。全国大约有5万人因为找不到比较固定的住房而露宿街头，或住在青年旅店或临时住所。对于那些处在底层的人来说，惟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提供更多的社会住房。 第七，研究表明，即使拥有少量的资本，也可以使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把收入、阶级和性别排除在外，如果人们在23岁时拥有资产，那么10年后，他们挣的钱一般也比没有资产的人多。政府的儿童信托基金在每个儿童出生时给他们250英镑。出身在比较穷的家庭的儿童得到的钱比这个数字多一倍。孩子7岁时，这笔基金会提高，比较穷的孩子还再多得一点。孩子在18岁之前不能动用这笔钱，父母也不能动用。调查表明，比较穷的父母对这个计划很欣赏。 第八，贫困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病态，但是陷入贫困和摆脱贫困的运动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的认识。我们应当承认，很多贫困是终生性的。人们由于特定的生活事件或意外而陷入贫困，例如，离婚或伙伴关系破裂、离开父母、生病，当然，还有失去工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把政策只盯在那些一时陷入贫困的人身上，而要注意那些勉强处在贫困线以上的人。 第九，工作与非工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我们应当从寿命而不是眼下来考虑政策问题。这意味着从与我们过去不同的角度看待就业——它可能是长期可就业性的一种临时状态或表现。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一个指导性努力目标也许是，在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每周工作30小时，而且伴随着各种间歇或职业中断和非全日制工作补贴。 第十，妇女和工作委员会发现，2005年从事全日制工作的男女报酬差别是每个小时工资差17%。尽管这一差别有所缩小，但是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妇女往往处于劣势，而所有的理由都可以用政策干预加以缓解。 第十一，三分之二要求领取养老金补助的人是妇女。目前，85%的男人有权在退休后领取全额国家养老金，妇女为30%；只有24%的妇女以她们的缴费为基础享有这种权利。政府已经实行了一个新的缴费原则，但它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有多少帮助。此外，养老金系统仍然非常复杂。 第十二，生活方式的改变开始极大地影响而不只是反映不平等，尤其是在健康方面。这方面的校正办法只能是改变行为方式而不是单纯提供经济帮助。例如，已经发现，改善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饮食，辅之以锻炼，能大大改善他们的态度与成绩。 第十三，让比较穷的父母有效地选择学校，这一活动应当得到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新的学校法规提出引进彩票型的入学制度，不让父母通过在学校附近买房来使自己的子女获得入学资格。有些学校的管理机构已经采用了随机分配政策，以保证穷孩子也有一席之地。新的学校法规是强制性的，将在2008年覆盖到申请入学的每个人，但是其他政策还有待探索。 第十四，工党基本上没有管私立学校的事情。戈登·布朗说他想把国立学校的支出提高到私立学校的水平。这个想法值得赞扬，但是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英国的私立学校明显地适于为条件已经优越的人的子女提供优越条件。剑桥48%的学生上过私立学校，牛津的这个比例是45%，尽管整个人口只有7%是在这种学校接受教育的。政府应当对慈善家彼得·兰普尔就此所试验的计划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第十五，大学应当看一看下面这个计划。1997年，美国德州实行了一个政策，根据这个计划，高中毕业时本年级的前十名学生可以保证上大学。结果，来自比较穷的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孩子的比例稳步上升。迄今为止，证据说明，用这个方式入学的学生和按照常规办法入学的学生在学习上的表现一样好。法国比英国更容易适用这个理念，因为法国的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中央集中制的。然而，无论政府还是大学自己都可以同意在一个城市或地区对类似的计划开展试验。 第十六，最后，对富人怎么办？对公司领导和雇员薪水拉开的问题怎么办？对伦敦城那些挣数百万薪水和奖金的冒险者怎么办？工党不能再和企业家对着干了，他们是经济成功的推动力。但是，身为富人，他们应当承担财富的社会义务，例如，回馈社会、全额纳税、在公司鼓励社会和环保责任。与贫困线不同，英国没有一条官方的富有线。就让我们武断地说一下：“富人”是收入高端的那0.05%的人。工党应当考虑实行有些国家实行的那种财富税，其带来的收入应贡献给一个特定的目标——例如，帮助下层出身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而那些给慈善事业大笔捐款的人则可以不用纳税。此外，尽可能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层面减少逃税，消除使普遍避税成为可能的漏洞，这应当成为首要的考虑。 “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将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党，而不是一个有钱有势的既得利益者的党。”这话是谁说的？不是托尼·布莱尔，不是戈登·布朗，而是戴维·卡梅隆。工党应当注意了。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 英国社会学家、剑桥大学教授； 张文成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摘译） （摘自《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