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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柯:“信任悖论”与中德制造业合作
作者:赵柯 | 文章来源: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合作网络 | 更新时间:2019-01-03 14:39:00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蔡康永在新一期的《奇葩说》中对于什么是爱情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他说爱情就是拿出自己的心放在别人手里。心是一个人最柔软的部分,手则是最强壮的部分,所谓真爱就是要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放到对方最强壮的手里。爱情其实是一种高度的信任关系,蔡康永的话点到了爱情的本质:要想建立信任,就要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方,把伤害自己的能力赋予对方。

  蔡康永其实道出了一个“信任悖论”:信任给人以安全,但为了得到信任,恰恰要使自己处于一种易受伤害的不安全状态。心理学对信任的定义也是如此,认为信任是指个体以对他人意图和行为的积极预期为基础,自愿使自己处于易被对方伤害的地位的一种心理状态。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也认为,信任就是将自己最宝贵的资产置于他人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这些对“信任”的洞见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解近年来中德关系的发展是有启发的。

  如果要选出一个极短的词汇,用来形容即将过去的2018年全球政治所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那么“信任崩塌”应该能入围年度最佳。因为不少国家发现,他们之间“不能再爱了”。特朗普认为WTO不值得信任,打算退出;默克尔说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信任美国,欧洲人要自己掌握命运;美国指责俄罗斯在军备控制上不讲信用,威胁废除《中导条约》;欧洲人怀疑来自海外的资本有战略目的,开始建立欧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英国人已经“受够了”欧盟,终于在年底签署了“分手协议”。这些超出了人们预期的国际大事情之所以发生,根源其实也很简单:信任不在了。

  其实,所有国家都知道,国际合作的收益要远大于国际冲突,但信任的缺失甚至是“崩塌”往往使得很多国家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或有意或无意地心生芥蒂,不自觉地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对方,最终导致激烈的冲突。国家间如何才能建立信任呢?从“信任悖论”出发或许能够找到一条路径,这也是欧洲国家在二战后重建信任的历史经验。

  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接下来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让当时的西方阵营感觉苏联红军长驱直入西欧不再仅仅是可能,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由此,英美决心重新武装德国,动员德国的军事潜力来抵御来自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但这一计划所带来的德国在军事上的重新崛起,无疑是法国人的一个噩梦,法国的应对之策是在1950年提出“舒曼计划”,倡议将两国的战争物资煤和钢置于共同的管理之下,实行煤钢联营。钢和钢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实现经济复兴最为宝贵的资产,两国其实是把自己最为“柔软”的部分置于对方的监管之下,把自己的“软肋”充分暴露给对方。由此,“信任”在德法这两个宿敌之间逐渐产生,煤钢联营也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欧元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解决“信任”问题:如何保证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不再重走霸权主义的老路,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德国马克是德国经济繁荣的基石,也是当时欧洲的主导货币,是继美元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无疑是德国最为宝贵的资产。法国人遵循了1950年“舒曼计划”中所蕴含的逻辑,将德国最为宝贵资产——德国马克——置于欧共体成员国的共同管理之下,也就是建立货币联盟。

  虽然建立货币联盟一直是欧洲人的愿景和目标,从1988年开始法德就建立货币联盟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磋商,法国政府积极游说其他成员国同意其建立货币联盟的倡议。在当年6月举行的汉诺威欧共体首脑峰会上,决定委托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组织专家小组研究和制定出实现经货联盟的具体建议。在1989年6月欧共体国家通过了德洛尔提出的在20年内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的计划,史称“德洛尔计划”,但它是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即便是在1989年,货币联盟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远期规划,没人相信它会很快实现。

  是1990年德国的统一打乱了“德洛尔计划”中规定的进度和安排,极大地加快了货币联盟付诸实施的速度,这是因为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欧洲国家害怕统一后的德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轨道,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煤和钢一样,货币也是一种战争物资。主权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这一历史现象,其起源并不在于货币的生产是一种自然垄断行业,由国家统一掌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或者说由私人发行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难题,其关键在于货币发行与国防和安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需要保留这一垄断权力以便在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安全威胁之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充分地动员和筹集各种军需资源和财富。

  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货币来为战争融资,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战争总是与通货膨胀如影相随。在丧失了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基本是不可能;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打算再进行战争,那么放弃货币主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可行性的选项。从这种意义上讲,放弃本国货币改为使用集体管理之下的一种新的共同货币也就意味着一种声明和承诺:将本国的安全和防卫置于使用共同货币的成员国集体监督之下。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德国统一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1年欧共体首脑就迅速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因为条约签署地为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所以简称为“马约”)成立欧洲联盟,并且其中关于货币部分的规定最为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的含糊和外交辞令,还为统一货币定下了具体的时间表,要求所有欧盟成员都必须履行使用统一货币——欧元的义务。欧元的创建实际上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本质是要求统一后的德国交出其最为宝贵的资产——德国马克,将自己的货币“软肋”暴露给其他欧洲国家,以赢得信任。

  欧洲的经验当然有其特殊性——比如当时的冷战背景——不能简单地加以复制,但它提醒我们,信任是有代价的。

  中德制造业合作,前景广阔、空间巨大。双方都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合作,但是德国、欧洲最近出现了一种趋势,要加强对外资的审核,确保自己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不把自己的“软肋”暴露出来。追求绝对的产业安全。

  但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人类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大家都是陌生人,但仍然可以相互合作,彼此信任,井然有序慢慢走向现代化,很重要一点是市场经济能够产生信任,这个信任是什么?在市场经济里谁都掌握不了所有的产业,谁都掌握不了所有的交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就是,我们实际把每个人在交易中,我们都把自己的风险暴露给了交易者的对方,我们因为相互依赖才相互信任。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中相互暴露弱点的“不安全”实际反而能够产生一种信任,让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合作成为了可能。

  如今的全球价值链也是同样的道理,追求在产业链上的绝对控制,不愿意把自己在产业链上所谓的弱点暴露给对方。产生的结果就是没有削弱国家间的信任的。这是当前中欧、中德的制造业合作中逐渐凸显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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