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绝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与今是一对重要概念，对古今概念的认知、对古今关系的解决方式、对古今的价值评判和态度，构成古今观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古今问题也是自古至今始终在被关注、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新时代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建立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传统古今观的思想内涵
对古、今概念的认知。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古”与“今”进行思考时，首先是将二者作为具有相对性的时间概念。比如北宋邵雍提出：“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他认识到古与今是不断演进的过程，且具有相对性，因此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因素。
实际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古今概念更多地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古与今各自代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古”的时间概念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以及与“今”的关系。以今观古，以古鉴今，相互参照，互为发明。
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每个时代的人对所处时代与之前的各个时代之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形成了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涉及不同时代的人对之前时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孔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提出“损益”概念，“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后代对前代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既有继承、沿袭，也有改革、变通。总的来讲，传统文化中是将古与今视为连续发展的、因果联系的整体，古今之间有损有益，因时而变，但变中又有不变的“道”，探寻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司马迁讲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即是要找出古今之间历史变革的规律。
对古今的态度。“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抑或“古今一体”，充分反映出人们对古和今关系的价值判断。西方历史上也曾出现怀古派与崇今派之争。前者认为人类历史有黄金时代，由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至黑铁时代，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后者则信奉进化史观，相信历史是由低向高发展进步的。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争比之西方愈益持久。百家争鸣时期的老子面对“大道废”，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朴真状态，奠定了道家回归自然的价值取向。孔子面对“天下无道”的乱世，感叹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表现出厚古薄今、崇古抑今的儒家价值取向。“回向三代”一直是儒家对大道流行的理想社会的精神寄托。而主张变革的法家以及历史上肯定法家思想的革新者（如柳宗元、王安石等）的价值取向是厚今薄古。对古今的态度体现出对社会发展历史的观点，历史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崇古或崇今的价值观反映出相应的历史观。同时，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诉求，来解决古今关系，这里贯穿着人们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取向，古今观也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价值观。
传统古今观的思想精华与糟粕
重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重视后世为前朝修史，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这是中国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能传承至今的主要原因。
传统古今观不仅与文化传承紧密联系在一起，更与治国安邦紧密联系在一起。探寻“治世”与“乱世”之变动根源，“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是“以古为镜”的经世功能，也是史学长盛不衰的价值所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都是有规律的，他清楚地揭示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希望宋朝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得民心为要，从中鉴戒得失。虽然在封建皇权社会，得民心只是手段，维护统治才是目的，但是剥离了封建的外衣，我们看到每一朝每一代都不能完全不顾民心向背，这也让唐太宗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传统古今观贯穿着儒家“明道”的价值观。“明道”即明“治天下之道”，以史为鉴戒，从属于倡明“天道”和“人道”。《左传》明确指岀孔子著《春秋》是为了“惩恶而劝善”，体现出是非褒贬的价值观。这种“春秋笔法”被后世的史书一以贯之地承袭下来，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治史者不可置疑的原则。“明天道， 正人伦，助治乱”，是以古为镜、以史为鉴的核心，鉴戒、惩劝的资治功能延伸到了以史教化的社会功能，正如顾炎武所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可以看出，儒家德本位思想在历史观领域起主导作用，使封建统治者均希望“流芳百世”而不是“遗臭万年”，均惧怕“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因此，对皇权体系起到一定的监督和约束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儒学纲常伦理的天理化和绝对化，桎梏了人们对古今问题思考的更广阔的视野。明末思想家李贽已经开始了批判，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抨击复古之主张，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近现代以来对传统古今观的扬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现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强调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五四运动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分析和解释古今变动之原因，论证社会变革的合理性，著《今与古》一文，提出了“今”的历史观，“过去汇集于今，今创造未来。今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枢”。他自称是“崇今论者”，批判了食古不化、以古为准的思维方式，指出在中国的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根深蒂固。
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鉴戒意义，深刻把握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一再强调“不能割断历史”，要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提出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处理古今关系，要求“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不仅要通过古为今用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也要重视它的科学价值，使它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绝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警示。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按照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按照时代的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以古为镜，鉴古知今；会通古今，知古知今。古和今赋予了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东汉思想家王充有句名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陆沉的意思是泥古而不与时俱进。今天的“以史为鉴”应该站在世界史的宏阔视野之上，对世界各国的兴衰历史进行借鉴，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正如有学者云：“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砦，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意为古今中外都需要了解，否则就会或陈腐愚昧、思想禁锢，或失去根基、随风飘转。
坚持唯物史观为主导，不仅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也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个角度看古今历史，参照不同的历史观，突破儒家道德的单一标准和价值观。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具有包容性和内在生命力的文明，古往今来不断地延续着生机与活力。在几千年的传承历史中，历经坎坷曲折，遭遇多次严峻挑战，都能凤凰涅槃，民族更加凝聚，文明得以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改革，锐意进取，必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