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柯：工业竞争力、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国际化

赵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 0

内容提要：战后德国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初始条件基本相同，但是马克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1973年的不到2%稳步上升到欧元诞生前夕的13%左右；而日元则是一路下滑。从1991年高峰时期的8.5%下降到2013年的3.9%。德国马克的国际化为什么比日元成功？本文认为关键在于两者国际化路径的不同。马克走了一条“工业型”的国际化道路：德国以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为核心打造了一个全球产业链和相关生产要素的交易与分配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马克是绝对主导的支付清算货币。日元则走了一条“金融型”国际化道路：通过放开资本管制，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和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和日元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以金融渠道对外输出日元。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表明：简单的解除资本管制并不能构成对一国货币国际化可持续、强有力的支撑，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全球产业链和商品及要素交易网络的控制，也就是工业型的货币国际化之路，才是大国，特别是后起的大国更应选择的途径。

关键词：德国马克日元货币国际化工业竞争力资本账户开放

作者简介：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

在货币国际化的问题上，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非常具有可比性：首先，两个国家的历史境遇相同。都是二战的战败国，并且几乎同时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了经济复兴。其次，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模式类似。战后日本和德国分别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都是对外贸易大国，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再次，两个国家在战后加入西方阵营，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较为相近。最后，两国在战后都认同和加入了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金融货币的宏观层面面临着相同的约束条件。所以，两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初始条件是大致相同的。如果以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这一最能体现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来衡量，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克在1973年就超过英镑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1]虽然此时马克在可统计到的各国官方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还不到2%，而到了15年后的1984年马克的份额就上升到了约12%左右，[2]直至欧元诞生之前基本稳定在13%-14%左右。相比马克稳步上升的趋势，日元的份额则是一路下滑，从1991年高峰时期的8.5%下降到2013年的3.9%，[3]日元的国际化实际是失败的。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为什么马克与日元国际化的成果差别如此之大？德国马克的国际化比日元之所以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一工业竞争力支撑德国马克的国际化

传统观点大多将马克成为国际货币的原因归结为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德国央行近乎偏执地追求物价稳定的唯一货币政策目标，这让德国马克币值长期稳定，在国内外都具有很强的购买力，从而让市场出于保值的考虑对德国马克产生了需求。这一观点的广泛传播不仅让德国央行在公众心中牢牢树立起了“马克保护者”的形象，甚至在全世界创造出了一个“德国央行的神话”，德国央行的运作模式和货币政策受到全世界央行的追捧。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是仍然未触及到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一国货币币值的稳定不仅仅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政治意愿和政策手段，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其国际收支状况，如果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单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货币的稳定；另一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币值的稳定与否也不能完全决定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战后美元的长期走势虽然一直是贬值，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被撼动。此外，德国央行的政治独立性其实也没有像学术界所认为的那么绝对或者“神圣不可侵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往往是德国央行要向德国政府妥协，配合联邦政府的政策。[4] 真正支撑起马克国际地位的，不是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央行，而是德国的工业竞争力。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球各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对美国金融产品的巨大需求是美元保持其国际地位的微观基层；与美国不同，在德国马克崛起之时，德国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支撑马克国际地位的是德国极具竞争力、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德国不仅长期保持全球“出口冠军”的地位，并且与其它贸易大国不同的是，德国出口产品的80%是以德国马克计价的，这个比例在工业国中是非常高的，这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市场对德国马克的真实需求，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德国制造”才是马克国际化真正的微观基础和稳固支点。

在目前关于货币国际化的讨论中，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是：货币国际化是一种金融现象，货币的国际使用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跨国资本流动。按照这一逻辑进行推导，不难得出结论：一国货币想要实现国际化，必须解除资本管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否则货币怎么能够“跨国”？但在现实中，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简单地拆掉篱笆，放松管制，一国货币的地位就会在国际经济中冉冉上升。出口的增加，甚至国力的提升，也不能自动地导致一国的货币更受欢迎。企业和金融机构这些微观个体，是建设货币国际化宏伟大厦的“工蚁”。[5]纯粹金融层面的探讨实际上都缺乏对货币国际化“微观基础”的关注，仅仅是就“货币”论“货币”。而只有回到货币国际化现象产生的最初起点来观察货币国际化，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其背后的具体机制，这也是德国马克国际化经验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启示。

假设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内，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排他性地使用本国货币，也就是“领土货币”阶段的“一个国家，一种货币”，没有任何国家的货币能够进入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疆域内流通。那么在这个初始阶段，具体通过一种什么的机制和渠道，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越过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在其他国家流通？对这个“元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从单纯的金融视角转移到世界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中，探寻打破“一个国家，一种货币”这一初始阶段的原动力，其实这一原动力并不神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是“国际分工”。当然，斯密是从生产效率和财富增加的角度来论述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并没有涉及由此所带来的不同“领土货币”的相互支付与交换，但是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因为随着货物贸易而来的必然是对某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需求。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由于其他国家产生对本国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外国居民对本币的需求；这种货币需求的扩大和累积进而提升该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发展成外汇市场的载体货币，甚至成为储备货币。[6]也就是说，在初始阶段是一个国家制造的出口商品带动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出口商品带动本币国际化”这一机制将会越来越难发挥作用，因为其他国家生产的类似商品会削弱对本国商品的国际需求，也会让本国厂商在与他国买家谈判用哪一种货币支付时处于弱势地位，本国厂商要求用本币支付的议价能力将大为减弱；同时，一些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也会根本性地改变一个国家的支付习惯，比如二战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有一种情况则可以保证“出口商品带动本币国际化”这一机制持续有效：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为世界市场提供独一无二的商品，使得其他国家始终保持对本国产品的依赖性需求；另一方方面，又能够占据国际产业链的制高点，对初级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的采购汇集、中间环节的加工分包到制成品的最终销售这一整个产业链条保持控制力，那么该国企业不仅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且自身议价能力非常强，自然拥有选择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权力，这正是德国高效和高端的工业制造业之于德国马克国际化的作用。

表1: 1980—1996年间主要工业国出口产品的计价货币选择

（数据为不同币种所占的百分比）

	美元	德国马克	日元	英镑	法国法郎	意大利里拉	其他
1980年
美国	97.0	1.0	——	1.0	1.0	——	——
德国	7.2	82.3	——	1.4	2.8	1.3	4.8
日本	65.7	1.9	29.4	1.1	0.6	0.1	1.2
英国	17.0	3.0	0.1	76.0	2.0	0.5	2.4
法国	13.2	9.4	——	3.2	62.5	——	11.7
意大利	30.0	14.0	——	——	8.0	36.0	12.0
1992-1996年
美国	98.0	0.4	0.4	0.3	——	——	9.0
德国	9.8	76.4	0.6	2.4	2.8	——	8.0
日本	52.7	——	35.7	——	——	——	1.6
英国	22.0	5.0	0.7	62.0	3.5	1.7	5.1
法国	18.6	10.6	1.0	4.2	51.7	3.1	10.8
意大利	23.0	18.0	——	——	7.0	40.0	3.0

数据来源：George S.Tavlas,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the Dollar:An Optimum Currency Area Perspective,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20, Issue6,September 1997,pp.734-735.

表2: 1980—1996年间主要工业国进口产品的计价货币选择

（数据为不同币种所占的百分比）

	美元	德国马克	日元	英镑	法国法郎	意大利里拉	其他
1980年
美国	85.0	4.1	1.0	1.5	1.0	1.0	6.9
德国	33.1	42.8	1.5	3.1	3.3	2.4	13.8
日本	93.1	1.4	2.4	0.9	0.9	0.2	1.1
英国	29.0	9.0	1.3	38.0	5.0	1.7	16.0
法国	33.1	12.8	0.1	3.8	34.1	3.0	13.1
意大利	45.0	14.0	0.5	3.2	9.0	18.0	10.4
1992-1996年
美国	88.8	3.2	3.1	——	——	——	4.9
德国	18.1	53.3	1.5	1.9	4.4	——	20.8
日本	70.4	2.8	22.5	——	——	——	4.3
英国	22.0	11.9	2.4	51.7	5.3	2.2	4.5
法国	23.1	10.1	1.0	2.9	48.4	3.7	10.8
意大利	28.0	13.0	——	——	8.0	37.0	14.0

数据来源：同上

与美国靠向全球输出大量金融产品来维持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巨额需求相对应，德国二战后在高端工业制成品领域的强劲出口逐渐在全球范围创造了一个对德国马克的基本需求。战后德国出口增长迅猛，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其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10%左右，在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汽车及其零配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钢铁和其他金属制成品以及电子电气设备这五大类产品超过了德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五大类产品可以说是“德国制造”的核心和集中代表。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往往能够占据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在与国际买家的交易中可以凭借自己独一无二供应商的地位，为自己争取到有利的贸易条件，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对货币国际化而言非常重要的环节：以哪一种货币作为计价和支付手段？是德国马克还是国际买家的本国货币，亦或是第三国货币？如表1所示，在20世纪80-90年代全球主要工业国中，德国出口产品的80%左右都是用马克计价，这一比例除了美国之外是最高的，“德国制造”为全球私人部门和公共机构对德国马克巨大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归功于德国的工业制造业，1955年德国的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以及化工行业的出口占德国出口总额的1/2，而北美的相应数值仅为1/3，其他欧洲大陆核心国家为1/4，日本为1/6。从1955年到1973年，德国国内生产值增长的1/4以上由这四大行业贡献，战后英国的出口产品结构起初与德国别无二致，但是至1971年，德国各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纷纷扩大，而英国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缩小，尤其在汽车与机械制造领域。[7]并非巧合，当英国的工业制造业逐渐被德国全面赶超之时，英镑的国际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其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也逐渐被德国马克所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1972年的年度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德国马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8]1973年德国马克超过英镑，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9] 可以说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是德国马克能够在20世纪60-70年代因美元危机而动荡不断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崛起的坚实基础。德国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类内部治理结构完全不同的制造业企业。第一类是宝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为代表的世界知名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都是上市公司，知名度和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内部有着复杂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并且大多奉行多元化的产品战略，其生产链条不仅仅覆盖某一个行业，而是往往横跨多个行业。第二类是占德国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年营业额低于10亿欧元，产品单一，往往是家族企业，股权和组织结构简单，与金融市场关系疏离。但是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完成了德国40%的出口，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它们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年4月14日出版的一期刊物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德国为世界提供了什么》的文章，其中说到：欧洲央行，从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控制着欧洲的货币流通，而德国的倍福自动化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这家位于田园牧歌式的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企业则控制着银行。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它的设备在控制着银行的照明和通风。而倍福公司发明制造的其他器件还控制着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幕布和灯光。当然，更多的器件镶嵌在豪华游艇上，在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舞动的喷泉里，在占中国一半数量的风力涡轮发电机里。2011年，倍福的销售额达到4.65亿欧元（6.08亿美元），它的出口超过其产量的一半，[10]像倍福这样的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11]“隐形冠军”这一概念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与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在一次谈话中共同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其出口规模却远远超过美国？他们发现，德国出口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德国的大公司，因为这些大公司与世界的其他大公司相比，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相反，这主要得益于德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12] 西蒙对这些德国中小企业进一步细分，制定出三项标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两名或者欧洲第一；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西蒙在后来将这一标准提高为40亿美元）；社会知名度低。同时符合这三项标准的企业被称为“隐性冠军”，根据西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做的统计，当时德国就已经拥有了500多家“隐性冠军”，他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基本都超过了50%，有些甚至达到了90%。以“隐性冠军”为代表的德国中小企业普遍不是以价格和数量取胜，他们的产品往往具有高度专业化、高质量和技术创新型的特点，不容易被模仿或者替代。如果从效率和绩效的角度来看，德国的这些“隐性冠军”的表现要远超那些众所周知的大企业，这些“隐性冠军”中2/3的企业其产品居于世界市场领导者的地位，他们投入到研发方面的资金平均每年增长8.8%，这是那些大企业的两倍；每千名员工拥有的专利数量是大企业的5倍，但其花费在每项专利上的成本仅为大企业的20%，[13]比如在2007年，符合西蒙标准的1127家“隐性冠军”的总收入是3674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德国30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组成了国际知名的德国股票指数——DAX指数的企业收入总额的3倍。“隐性冠军”并非仅仅是一个德国所特有的现象，但是这些“隐性冠军”在德国的集中度却特别高，目前全球大约总共有2016家，其中有1174家是德国企业，超过了一半以上。[14] 以“隐性冠军”为代表的德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展现出了十分强劲的全球竞争力，他们不仅出口高端的工业制成品，而是大多都是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利用自身产品竞争力的优势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支配和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中小企业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特别是在对全球资源的分配和控制力上本质是一样的。与本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一道，这些国际化的中小企业所生产的各种“德国制造”以及围绕这些“德国制造”的全球产业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交易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马克是绝对主导的支付清算手段。这就为马克巨大的国际需求奠定了基石。

二德国马克的工业型与日元的金融型国际化路径比较

从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德国马克国际化的进程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德国政府的公开文件中从来没有“马克国际化战略”的相关表述，德国官方也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要积极推动“马克国际化”，学术界也鲜有关于德国马克国际化的讨论和研究，仿佛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议题。但实质上德国人只是将自己取得和保持“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的这种国家利益追求巧妙地“隐藏”在了“隔离美元对欧洲的风险”和“欧洲一体化”这一对所有欧盟成员国而言都无比“政治正确”的集体行动中，从而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为马克“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和稳定提供了政治制度与合法性保障，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相关制度设计让马克居于优势地位。[15]这让马克的国际化获得了超越市场竞争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支撑，让欧洲国家政府储备马克成为一种必须的政治行为。而在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德国向世界输出货币的路经与渠道不是依赖于金融业，而是借助其工业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庞大的以“德国制造”为核心的国际生产要素交易网络来完成的。与德国马克相比，日元国际化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第一，不像德国政府在马克国际化进程中的低调甚至是沉默，日本丝毫不掩饰自己将日元打造成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这一雄心壮志，并且高调地推动日元国际化。在1984年的一份报告中，日本财政部说道：“海外对日元持续国际化的兴趣在不断加强，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日元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然的。”日本官方的信心十足，日本的学术界也是如此。在1987年由东京大学贝冢启明教授主持的报告中说道：“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日元最终将取代美元成为关键货币，就如当年美元取代英镑一样。”即使到了1988年，当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他们落后的金融市场、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得日元不太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时候，日本财政部还是认为，尽管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可能被削弱，但是，日元可以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16] 第二，在国际政治的宏观层面日本不像德国那样，能够拥有可以依靠的“组织”（欧洲共同体，即后来的欧盟），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为日元谋得一席之地，日本基本上只能是“单刀赴会”。这样日元就很难像德国马克一样，在激烈的国际货币竞争中享有一个超然于市场竞争之上、对自己国际化有利的政治性国家间制度安排。第三，与德国最为关键的不同在于，在微观层面日本主要通过金融交易渠道来对外输出日元。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设立了“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旨在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因为美国认为对日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日元低估，而日元低估的原因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和日元对国际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如果通过金融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持有日元，那么日元将会自动升值，进而达到平衡日美贸易逆差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希望借此打开日本的金融市场，能够让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日本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中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日本虽然并不完全同意美国对日美贸易不平衡根源的分析，但仍然顺从了的美国的意见，因为日本政府此时已经将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作为了下一步的政策目标，所以也积极配合美国的要求放开资本管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1949年制定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长期实行外汇管制，原则上禁止所有的对外资本交易，割断了海外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随着日美在日元国际化这一目标上达成共识，日本政府依照1984年5月发表的《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实施了一系列解除资本管制的措施（如表3所示）。[17]

表3 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的概要及实施情况

一、拓展欧洲日元市场	实施时间
1．非居民发行欧洲日元债券
（1）允许外国的民间企业参与	1984年12月
（2）放宽发债标准	1985年4月
2．放松居民欧洲日元债的指导准则	1984年4月
3．对外资金融机构承销欧洲日元债主要业务实行开发政策	1984年12月
4．对非居民获取的欧洲日元债利息收入征收预扣问题	1985年4月取消
5．允许发行欧洲日元CD	1984年12月
6．欧洲日元贷款
（1）面向非居民发放的短期贷款实现自由化	1983年6月
（2）面向居民发放的短期贷款实现自由化	1984年6月
（3）中长期贷款实现自由化	面向非居民 1985年4月面向居民 1989年7月
二金融自由化与资本市场自由化	实施时间
1．撤销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	1985年4月之前
2．外资银行开始办理国债经纪业务	1984年10月
3．创设以日元计价的银行承兑票据（BA）市场	1985年6月
4．撤销日元汇兑管制	1986年4月
5．提高日元计价外债的发行、运营规则的灵活性	1984年7月
6．撤销对日元计价海外贷款的管制	1984年4月
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日本市场	实施时间
1．参与信托业务	1985年6月
2．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开放	1985年12月

如果不考虑宏观国际政治层面的因素，仅仅从微观经济层面来看，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可以称之为货币国际化的“工业型”路径，因为德国马克的对外输出渠道主要以“德国制造”为核心全球商品生产和交易网络为基础，与马克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是由这一网络的发展所推动，纯粹的金融资产交易对马克的国际化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因为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德国一直保持有相当大程度的资本管制措施，特别是在债券市场。比如德国央行与德国金融机构之间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外国机构在德国发行以德国马克计价的债券并必须要有德国金融机构作为参与方并且领导相关债券发行事宜。同时德国央行还有一个非正式的附件条款：发债募集到的德国马克必须立刻兑换为外国货币并且汇到国外。[18]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限制了德国马克通过金融交易的渠道流向国外。德国基本上解除对资本流动的各种管制和限制措施是在1986年2月签署《单一欧洲法案》之后，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欧盟在1992年年底前实现商品、资本、服务、人员的自由流动，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而在在这个时候，德国马克早已经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德国是先实现了马克的国际化，然后再完全放开了资本管制；对比马克，日元则是走了一条“金融型”国际化路径，通过放开资本管制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本国和海外金融机构参与和日元的相关金融资产交易，以金融渠道对外输出日元。不同的路径导致两国货币国际化的最终成果差异很大，日元的国际化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典型，因为时至今日，日元的国际使用仍然非常有限，不仅与日本的经济规模不相称，并且也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甚至是英镑。德国马克的“工业型”国际化路径之所以比日元的“金融型”路径更富有成效，关键在于德国与日本在国际分工与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不同。伴随着1980年代开始的日本金融自由化浪潮，许多日本企业纷纷“走出去”，但是他们并非主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提升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增强日本企业对全球生产要素交易网络的掌控力，而是将巨额的资本投入到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交易之中，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对美国地产的追逐甚至达到了不计成本的疯狂程度，“大手笔”地对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帝国大厦这类象征美国经济辉煌的标志性高端商业地产的收购曾经让不少美国人惊呼：日本正在“购买”美国！同时，日本银行业界在资本管制开放的背景下将日本国内积累的高额储蓄转化为对各类国际金融资产的投资，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让许多日本银行很快挤入全球十大银行的排名之中。但是日本金融业在对外开放中的繁荣景象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因为在国际市场中，谁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品销售的生产链条，谁就拥有了资源配置和利润分配的权力，更不用说去决定在这样的链条中应该使用何种货币结算了。而这恰恰是日本企业的短板。比如，在日美贸易关系上，是美国企业而不是日本企业控制了这样的链条。在20世纪80 年代，美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在日本开展了大量的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其中，美国企业掌握销售品牌、销售渠道和核心技术，在日本的企业负责加工生产。例如，当时IBM的个人电脑总成本为860美元/台，其中向日本代工企业支付625 美元/台，而在美国的零售价格是2000 美元/台。无疑，在这种不对称的地位下，很难想象日本的代工企业可以要求它们的IBM老板用日元结算。[19]所以，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最成熟，同时也是最为挑剔的市场上日本出口产品以日元定价的比例不超过20%，因为许多日本企业是依附于美国企业所掌控的产业链之中的，议价能力低，为了得到订单只能选择美国企业所规定的货币——也就是美元——来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与之相反，众多站在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德国企业，他们并不依附于美国企业所控制的产业链，议价能力要强很多，出于规避汇率风险和支付便利性的考虑，自然选择本国的马克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马克定价的比例在50%左右。德国工业制造业企业是马克这一成就的基石，他们中一面是优秀的大型跨国公司，另一面则是更为优秀的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众多极具全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他们共同掌控着以“德国制造”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和相关生产要素的交易与分配，这是德国马克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受到亲睐，并最终成为各国政府官方储备资产最为重要的微观基础。对比日元和马克的国际化路径可以看得出，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或者解除资本管制并非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实体经济对一国货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作用，比金融市场的相关安排更为重要。[20]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虽然高于德国，许多外国金融机构持有日元资产，但是因为缺乏实体经济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易的支撑，这种日元资产的国际交易更多地成为了少数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套利和投机活动的工具，对日元国际地位的稳定很难提供长期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支持。后来日元的走势也说明了这一点，因国内金融业繁荣所造成的日元的国际化程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虚高”并未持续太久，之后不久日元在全球官方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就开始逐渐萎缩，日本政府推行的这种“金融型”国际化路径实际上是失败了。

三德国强大工业力量的源泉：实业立国的理念和传统

支撑马克成为国际货币的强大工业力量并非始于战后德国重建过程中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是要追溯到18世纪中期，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来德意志地区诸邦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德国工业力量的中坚——1000多家的“隐形冠军”为例，他们中很多都是“百年老店”，许多企业创建于1750-1870年间，在这之后的1871-1918年和1946-1973年是这些“隐形冠军”们的两次创建高峰，许多企业都诞生于这两个时期。[21]并非巧合，历史上这两个时期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前一个时期德国工业超过英国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而在后一个时期德国工业又一次超过英国，并且德国马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对工业制造业具有一份特殊的执着和坚守。无论是面对上个世纪70、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金融业所展现出的惊人的获取巨额利润的能力，还是世纪之交“新经济”的繁荣所引发的“去工业化”浪潮和对信息技术的空前追捧，德国并不为之所动，仍然专注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如图1所示，时至今日德国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仍然高于其他的欧洲主要国家，也高与欧盟的平均水平。德国完整、高端的现代工业体系不仅让德国经济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一枝独秀”，也让“德国模式”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图1：2011年欧盟主要国家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百分比

数据来源：德国统计局，Pressemitteilung vom 2. November 2012–381/12.

那么为何百年来德国人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对工业制造业的“专注”呢？答案就是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在追求国家统一与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在周围列强林立、大国争雄的险恶地缘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实业立国”的理念与传统。生活于18世纪末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经济学李斯特（Friedrich Liszt）是这一理念最好的阐释者。他认为工业是内外贸易、航海业和有所改进的农业的基础，从而又是文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而且工业力量促进科学、艺术和政治的发达，增加人民的福利、人口、国库收入和国家权力，使它到地球各地去伸展通商关系，建设殖民地，培养渔业、航海业和海军。只有通过工业力量才能使国内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不仅如此，如果某个国家能垄断世界的全部工业力量，而使其他国家仅仅生产农产品和原料，只允许他们经营最小限度的地方工业，如果它能够如此压迫其他国家，那么该国必然要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这样，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工业力量”的发展程度如何，都决定整个生产力的程度，左右整个经济力量的程度，并且是决定政治力量程度和文化程度的关键。[22]在李斯特看来，流行于当时欧洲的亚当·斯密学说过度地重视了“分工”的重要性，进而把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易”，以及由此所推演出来的“自由贸易”作为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他认为斯密忽视了“生产力”这一概念，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23] 很多人提到李斯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这实际上只是看到了表象，李斯特学说中最为核心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其“生产力”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由四个部分构成：（1）个人的生产力；（2）自然的生产力；（3）社会的生产力；（4）物质的生产力。其中“物质的生产力”最为重要，而“物质的生产力”中的“工业力量”又在全部生产力中占有基础地位，对“国家生产力”来说是核心，是推动它的“原动力”。[24]因为个人的、自然的、社会的、以及其他物质的生产力无法进行自我扩展，只有工业力量的发展才全面地调动、配置和升级其他部门的生产力。比如在工业与“个人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上，工业有利于国民智力的发展，在纯农业国里，新发明和改进并没有多大价值，无法为国民从事这类活动提供激励，而在工业国，要想获得财富和地位，最便捷的一条路莫过于发明和发现，这让有才能的人能够有机会脱颖而出，使个人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同时，工业的这种生产方式能够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进而促进社会制度朝着更好的方向变迁，使其更具“生产性”，释法社会制度所具有的“生产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认为，哪里有工业，哪里就会使人们的胸襟宽大，使牧师转变为人民教师，转变为学者。民族语言与文学修养，艺术的创造，内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对于自然资源和其他经济部门而言，工业更是一个强大的生产要素配置者和组织者，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同时为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提供支撑。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实质上是将工业作为一个国家财富创造能力的根基与源泉，认为“后进国家”只有建立起本国独立的工业制造业体系，才有可能赶超其他的发达工业国。从这一逻辑出发得出“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免受外国冲击的政策取向也是自然而然的。李斯特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集中地阐述了他的这一“实业立国”的思想，其落脚点就是希望当时还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德意志诸邦国避免沦为其他发达国家倾销其廉价工业品的销售市场，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走向富强，李斯特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实现其“赶超战略”，最终具备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同台竞技”的能力。李斯特理论中所包含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许多德意志邦国逐渐接受了他的“实业立国”的理念，统治者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和奖励本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并且成效显著，进入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开始进入包括英国在内的广大海外市场，但这一时期的德国产品大多是模仿英国，有的德国制造商甚至干脆直接将当时知名的英国产品的商标印在自己的产品上。虽然这时的德国产品质量较次，但因低廉的价格使其在英国广受欢迎。为了打击海外的仿制品，保护英国工商业者的利益，英国议会1887年8月23日通过了歧视性的商标法案，规定所有外国进口产品必须标明其原产地，这主要针对德国。法案要求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德国制造”这一新名词从此诞生。英国本想借此让“德国制造”成为劣质产品的代名词，这样本国消费者就自动抵制德国货。但结果恰恰相反，商标法案让“德国制造”在英国突然名声大噪，英国政治家打击德国产品的行动反而让“德国制造”变得引人注目，因为英国人第一次发现他们原以为是“英国制造”的产品原来都是“德国制造”，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德国制造”密不可分。到了19世界末20世纪初，德国成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工业国。

图2：德国五大类出口产品在德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数据来源：德国统计局：Export,Import,Globalisierung:Deutscher Aussenhandel und Welthandel 1990 bis 2008,pp.15-16.

至此，“德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并且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时至今日，汽车、机械、化工、钢铁与金属加工以及电气这五大行业仍然是德国工业力量的核心，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图2所示，这五大行业的出口占到了德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并且这五大行业在出口中的优势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德国人对工业制造业的“专注”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大客户，德国管理学家西蒙就经典地概括道：“中国或许是‘世界工厂’，但是德国公司正在制造‘世界工厂’。”正是这种制造“世界工厂”的能力，使得德国马克有机会登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金字塔的顶端。

结语

2007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学术界对货币国际化的研究和讨论也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但是在相关学术讨论中却凸显出两种倾向。一是把货币国际化主要地看作是一个金融问题，更多地从狭义的金融技术角度来分析和设计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路线图，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放开资本管制、资本账户自由化被认为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甚至是同义语，结果，对货币国际化具体路径的讨论被有意无意地“置换”为如何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讨论；二是在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借鉴上过于注重英国和美国，并且往往把英美两国的经验简单地解读为“强大而开放的金融市场——本币国际化”这一路径，这又让金融业国际化几乎成为了货币国际化的代名词，认为可以通过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来“加速”货币国际化，这在无形中等于是把金融业放在了货币国际化战略的中心位置。而德国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的比较则让货币国际化的路径择有了另一种思考：简单的解除资本管制和实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不能构成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可持续的、强有力的支撑，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全球产业链和商品交易网络的控制，也就是“工业型”的货币国际化之路，才是大国，特别是后起的大国更应选择的途径。即便回到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经验，我们也不能忘记，英国和美国的工业竞争力曾经或者仍然站着世界之巅。工业竞争力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作者系欧洲研究系2012届博士研究生）

（联系赵柯：zhaoke10@163.com）

[1] Otmar Emminger, D-Mark, Dollar , Waehrungskrisen: Erinnerungen eines ehemaligen Bundesbankpraesidenten,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6,p.23.

[2] Otmar Emminger, D-Mark, Dollar , Waehrungskrisen: Erinnerungen eines ehemaligen Bundesbankpraesidenten,p.42.

[3] Takagi, Shinji. “Internationalising the yen, 1984–2003: unfinished agenda or mission impossible?”,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BIS-BOK Seminar on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19-20 March 2009, Seoul,p.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OFFER。

[4] 比如，传统上德国央行出于反通胀的理念，一贯反对以扩大货币供应量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在1975年夏，德国经济出现了衰退，德国政府打算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德国央行给予了配合，购买了约76亿马克的德国国债，这相当于是当时德国GDP的1%。

[5] 何帆：“为什么日元没有成为亚洲的主要计价货币”，《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第157页，

[6] 徐奇渊李婧：“国际分工体系视角的货币国际化：美元和日元的典型事实”，载于《世界经济》，2008年第2期，第31页。

[7] [德]路德格尔·林德拉：“出口繁荣之缘由”，丁纯译，载于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434页。

[8] Jacob A.Frenkel and Morris Goldstein,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eutsche Mark”, in the Deutsche Bundesbank,eds., Fifty years of the Deutsche Mark: Central Bank and the Currency in Germany since 194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685.

[9] Otmar Emminger, D-Mark, Dollar , Waehrungskrisen: Erinnerungen eines ehemaligen Bundesbankpraesidenten,p.23.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走势跟踪》，2012年第30期（总第1250期），2012年4月25日。

[11] 德裔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首先提出了“隐性冠军”这一说法，指那些在全球市场中占有极高份额，却又不太为人所知的中小企业。德国企业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将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并且在发表于德国管理学期刊的文章中首次使用“隐性冠军”这一词汇，经过西蒙的深入研究和大力推广，“隐性冠军”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全球企业管理学界和实业界。西蒙关于“隐性冠军”的详细论述体现在其著作Hidden champions: Lessons from 500 of the world's best unknown companies （Harvard Business Press, 1996）之中。此书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文书名为《隐形冠军：全球最佳500家无名公司的成功之道》。

[12] [德] 赫尔曼·西蒙：《隐形冠军：全球最佳500家无名公司的成功之道》，阿丁温新年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第1页。

[13]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官方网站，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mittelstand/marktfuehrer-deutschlands-geheime-champions-seite-all/7003832-all.html。

[14]德国驻美国使馆官方网站，http://www.germany.info/Vertretung/usa/en/07__Climate__Business__Science/02__Bus__w__Germany/Feature__05/HiddenChampions.html。

[15] 关于德国马克货币化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参见：赵柯：“货币国际化的政治逻辑——美元危机与德国马克的崛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

[16]殷剑峰：“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还是“资本输出＋跨国企业”？——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4 期,第54页。

[17] [日]鹿野嘉昭：《日本的金融制度》，余熳宁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34-35页。

[18] Guenter Franke, “The Bundesbank and financial markets”,in the Deutsche Bundesbank,eds., Fifty years of the Deutsche Mark: Central Bank and the Currency in Germany since 194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47.

[19]殷剑峰：“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还是“资本输出＋跨国企业”？——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4 期,第60页。

[20] Toru Iwami,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Yen and Key Currency Questions”,IMF Working Papers 94/41,1994.

[21] Ulrich Ermann,Thilo Lang,Marcel Megerle,Weltmarkfuehrer:ein raeumlicher und zeitlicher Ueberlick,Leibniz-Institut fuer Laenderkunde,2011,p.4.

[22] [日]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232页。

[23]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2-137页。

[24] [日]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第254页。

[25] 德国《明镜》杂志在2008年出版了一期“德国制造”特刊，详细介绍了“德国制造”的历史由来。参见德国《明镜》杂志官方网站，http://einestages.spiegel.de/static/topicalbumbackground/2642/eigentor_fuers_empir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