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柯：谁是真正的“欧元之父”？特里芬VS蒙代尔

    关于欧元问世的原因，主流的解释基本上都会归结到蒙代尔在1961年最早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在欧元诞生的1999年凭此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只是一种巧合，更应该是国际主流学术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解释力的一种认可，并把“欧元诞生”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完美证明，而国内更是有很多媒体称蒙代尔为“欧元之父”。但是如果认真梳理欧元诞生的历史事实，会发现以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而闻名的比利时籍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其实为欧元的诞生在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贡献更大。

    没有国家政治疆界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区域内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最优货币区，使用同一种货币是最有效率的。在这一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边界和“主权国家”的边界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前者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一定与后者重合；而生产和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向“最优货币区”演变的根本动力。由此可以推演出如果一个国家疆域广大而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在一个国家内部划分出不同的“最优货币区”，并让他们使用不同的货币，从而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更为有效率。很显然，当今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多种货币共同流通的国家，“最优货币区理论”论证了浮动汇率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的相互替代关系，这是它的一大贡献，并且据此描述了一种在技术上可行的理想状态（在最优货币区内使用同一种货币），但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之所以很难找到对应，就在于货币的创建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主权国家”往往决定了货币流通的边界和势力范围。即使能够证明欧元区国家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使用同一种货币，那么完成这一目标最为有效率的经济手段莫过于各成员国首先放弃使用本国货币，统一改为使用德国马克，同时各成员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加入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因为德国马克事实上是欧洲的主导货币也是继美元之后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直接使用马克比另外创建欧元所花费的成本要低很多，所承担的风险也小很多，但在政治上明显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选项。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逻辑中，统一货币被看作是市场自身在私人部门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动力驱动之下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一解释实际上是从“统一货币能带来经济收益”一步到位地直接推导出“统一货币产生”，而对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具体演化过程语焉不详，从这点讲“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多地是为能否实施统一货币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评判标准，而对于现实世界中统一货币能够实质启动的“初始条件”、“根本动力”和“实施机制”等问题的回答则缺乏必要的解释力，而货币统一的“特里芬理论”则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欧洲统一货币的“特里芬”理论

    特里芬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弱点的分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并以“特里芬两难”闻名于世。但很多人忽视了他的另一主要研究领域：区域货币一体化。特里芬是比利时人所以对于欧洲货币的一体化非常热心，早在1957年他就在其著作中论述了欧洲统一货币的必要性，并且勾勒出了具体的路线图。他参与创建了战后欧洲支付同盟（EPU），并且参加了让.莫奈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并担任其在欧洲货币统一问题上的顾问。1977他提前从耶鲁大学退休回到比利时，并且将国籍从美国又改回比利时，全力投入到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他担任了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的顾问，他认为对付美国需要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统一市场；大棒就是共同货币。詹金斯1977在佛罗伦萨发表的重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演讲就是出自他之手，特里芬还参加了之后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包括欧洲货币局首任局长亚历山大.拉玛法鲁斯（Alexandre Lanfalussy）在内的许多欧洲政治精英都深受特里芬欧洲统一货币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特里芬才是真正的“欧元之父”。

    在特里芬看来货币统一本身并不复杂，并不需要在民族国家层面实现价格、成本、工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完全统一，正如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仍然会存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样；同时，货币统一也不需要成员国之间的预算、经济或者社会政策要均等化和一致化，成员国具体政策的多样性是货币联盟内部的一个均衡因素而不是非均衡因素，只要这种差异与其经济结构、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相一致。统一货币之所以被需要或者能够出现并不是市场自身的演变的结果，而是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并且推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那么不可避免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而另一些则是赤字，一旦不能及时对这种衡进行调节，那么当其规模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而统一货币在本质上是建立一个多边的清算支付系统，以便更好地应对国际收支失衡，在这一点上特里芬实际上是继承了凯恩斯的思想。但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本身是一个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权衡，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特里芬认为实行统一货币的动力和障碍本质上都是政治，假设在建立欧洲联邦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推动货币统一，那么其实是不会遇到太大困难的。由此，特里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推动货币统一的根本路径在于国家间的共识和政策协调，关键在于政治。从历史经验来看，德国马克过度到欧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欧元：“国家间政治”的产物

    从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开始，统一货币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但往往说得多做得少， 在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的刺激下，欧洲人才真正将货币联盟的计划付诸实践。这是因为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欧洲国家害怕统一后的德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轨道，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煤和钢一样，货币也是一种战争物资。主权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这一历史现象，其起源并不在于货币的生产是一种自然垄断行业，由国家统一掌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或者说由私人发行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难题，其关键在于货币发行与国防和安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需要保留这一垄断权力以便在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安全威胁之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充分地动员和筹集各种军需资源和财富。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货币来为战争融资，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战争总是与通货膨胀如影相随。在丧失了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基本是不可能；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打算再进行战争，那么放弃货币主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可行性的选项。从这种意义上讲，放弃本国货币改为使用集体管理之下的一种新的共同货币也就意味着一种声明和承诺：将本国的安全和防卫置于使用共同货币的成员国集体监督之下。

    这一点对当时的德国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在1980年代德国马克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是欧洲最为强势的货币，其他欧洲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都要唯德国央行马头是瞻。从1989年到1992年德国马克在全球货币市场上的日均交易量从2470亿美元上升到4610亿美元，增长了87%，同期美元增长了11%，而日元仅仅增长了1%；从1989年到1995年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中的份额从90%下降到83.3%，同期德国马克的份额从27%上升到36.1%（因为每次交易涉及两种货币，所以总份额为200%）。德国马克在欧洲的优势地位使其很快成为国际投资和外国官方储备中的举足轻重的货币，根据德国中央银行的统计在1980年国外持有的以马克计价的金融资产还不到3千亿马克，而到了1996年7月已经超过了1万4千亿马克。马克在各国官方储备中的份额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从1985年的12%左右，到1990年迅速上升到19%左右。正是由于德国马克毋庸置疑的影响力，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曾不无感慨地说，德国马克就是德国的核武器。如果拥有了金融核武器的德国再次实现统一，那么其主导欧洲秩序将成为一种必然，而这正是法国其他欧洲国家所要竭力避免的。为此法国人开出了德国实现统一所要满足的条件——交出马克，同意建立欧洲统一货币。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德国统一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1年欧共体首脑就迅速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决定成立欧洲联盟，并且其中关于货币部分的规定最为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的含糊和外交辞令，还为统一货币定下了具体的时间表，要求所有欧盟成员都必须履行使用统一货币——欧元的义务。

    （联系 赵柯：zhaoke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