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柯：欧洲开通“基辛格电话号码”

    欧债危机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内部力量的对比，德国主导欧洲的色彩越来越浓。对于欧洲内部的领导权问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要打电话给“欧洲”，打给谁呢？没这个号码呀！他认为欧洲内部力量分散、结构复杂，很难找到一个有决定权的对话伙伴，但是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美国似乎解决了“基辛格电话号码”问题。

美国财长往欧洲打电话给谁？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将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美国财长盖特纳开会或者通电话的对象以及次数进行了统计（如图1），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IMF总裁或者副总裁（114次）、欧洲央行行长（58次）、德国财长（36次）、法国财长（32次）和英国财长（19次），

图1 美国财长开会及通电话的对象和次数统计

资料来源：Jean Pisani-Ferry，“Tim Geithner and Europe’s phone number”，http://www.bruegel.org/.

如果对图1中的信息进一步分析，可以大致确定美国在欧债危机期间所拨打的欧元区“基辛格电话号码”。因为IMF是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国际机构，参与应对欧债危机是其职责所在，并且也非欧洲机构，所以可以先将其排除；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为欧洲央行和德国，实际上欧洲央行并非能够完全超然于成员国政治之外，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货币政策机构，德国对欧洲央行有非常大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图1中“欧洲央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并入“德国”，如此一来可以基本确定德国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对话伙伴。这一结果大致与欧债危机以来人们对德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的感知相符合，这也难怪2012年《福布斯》杂志将德国总理默克尔列为全球权力榜中继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后的第二位。

德国人确定“政策精神”，欧洲央行负责“贯彻落实”

    德国对欧洲央行的影响力在此次欧债危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图1中的“欧洲央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并入“德国”。当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初期坚决反对欧洲央行以购买成员国国债的方式稳定金融市场之时，时任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两名德国代表——德国央行行长韦伯（Axel Weber）和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斯塔克（Juergen Stark）——无论是通过在公开场合表达反对和批评意见，还是在实际决策中动用否决权，将欧洲央行干预市场的企图和行动死死地限制在德国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欧洲央行被迫保持一种“不作为”的姿态，这也被认为是“希腊危机”之后又迅速蔓延到欧元区核心国家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因此备受抨击；而在后来欧债危机逐步深化，默克尔政府决定调整政策将“保卫欧元”放在政策目标的优先地位，支持和推动欧洲央行履行“最终贷款人”职责之际，韦伯和斯塔克也立刻“心领神会”，“及时地”先后辞职，默克尔任命自己信任的经济顾问魏德曼(Jens Weidmann)担任德国央行行长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副部长阿斯姆森（Joerg Asmussen）担任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

    魏德曼出于捍卫德国央行“反通胀”的历史传统和理念，虽然也对欧洲央行大规模干预市场的做法表示不满，但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阻止；而阿斯姆森则不仅是默克尔在国际金融事务方面重要的助手和智囊，并且是处理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德国国内银行业危机的最高负责人，他在德国银行业出现危机期间，就是果断地让政府为危机银行发新债提供担保，恢复这些危机银行的融资能力和信誉度，同时又让政府控股的金融机构给陷入危机的银行大规模注资。很明显，阿斯姆森解决德国国内银行危机的思路就是积极动用足够多的政府信用和资源以增强市场对陷入危机的银行的信心。他的这些经验和危机应对思路必定会影响其作为欧洲央行执委来应对欧债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与其前任相反，阿斯姆森主张欧洲央行购买成员国国债以稳定金融市场的动荡。默克尔对魏德曼和阿斯姆森的任命标志德国开始调整对欧债危机的应对政策，之后欧洲央行开始大规模干预市场，先是进行了两轮规模超过1万亿欧元的LTRO，接着又启动了OMT，宣布将会无限制在二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国债。

法兰克福需要“朝拜”柏林

    在这之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还在10月24日前往德国联邦议会，接受德国议员的质询。理论上欧央行完全独立于成员国政府，不对任何成员国政府负责，也没有义务接受其约束和指令，欧洲央行行长是不该出现在成员国议会这种内政色彩浓重的政治机构里的。同样的一幕还出现在德拉吉的前任、法国人特里谢身上，他也曾于2010年4月出访问德国议会，就对希腊的首次财政援助的细节进行了说明。德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和政治生态对欧洲央行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而德国政府与欧洲央行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的程度也其他成员国所望尘莫及的，阿斯姆森担任欧洲央行执委后所提出的让希腊政府用救助资金在市场上回购自己债券，以削减其债务负担的建议在被德国政府认可后，也成为了目前重组希腊债务方案中的首先付诸实践的措施。当德国财长在2012年10月提出要强欧盟委员会中货币委员会的权力，将其改造成一个超级委员会，赋予其监管成员国预算的权力的建议时，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成员国纷纷表示反对，害怕自己的财政权实际受到德国人的控制，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则表示“完全支持”德国财长朔的提议，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我确信，如果我们希望恢复欧元区信心，成员国就不得不将部分主权转交给欧洲级别的权力层。

    正是因为德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欧洲事务的决定权，成为了所谓“基辛格电话号码”的所在国，并且具有赢得“欧元保卫战”的政治意愿，愿意担负起克服欧债危机的领导责任，欧盟及其各个成员国的政治、经济资源才被充分调动起来，使欧元区没有遵循主流经济学预测中的逻辑走向解体，反而实现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里认为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和理念突破，最终让欧元区幸免于难。

    （联系 赵柯：zhaoke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