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乐：恶之花——欧美债务危机原罪与本罪

    一恶：寄身于不平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

    2008年以来，美国依靠美元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制，凭借大量发行美元，一种作为世界财富流通与储备的中介本身却没有价值的货币，成功刺激并转嫁本国经济衰微之势。然而美元贬值与过量发行美元债券的货币政策，在使全球各国及人民被迫卷入，带来全球经济放缓的后果的同时，美国积债难还，累及自身信用评级（AAA级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自吞恶果。与之相比，2011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仅性质相同，即都属于政府债务水平超出正常偿付能力引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且都祸起０８年的次货危机，可视为之延续。

    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刺激本国疲软经济，选择了最便捷的方式，大规模扩张债务，其凭借的就是享受全球最高的信用评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债券都被视为财富和无风险资产的标志，可以被视为衡量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定价锚。”[1]因此发达国家可以以极低廉的融资成本和违约成本，在全球债券市场上轻易筹集大量资金，带来了全球债券市场长期繁荣之象。长此以往，发达国家和金融界的可谓“鱼水情深”，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揭露出的金融监管政府缺位与市场的虚假繁荣，都是双方共谋之“双赢”。

    二恶：救市之策着眼狭隘

    知易行难是圣贤品格，知难行易是世俗人性。在面对经济危局之时，重塑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是正途，却费心费时，难有一时之成效，却有万世之艰辛。民主选举的游戏使得政府政客只能将之列为长远之策，而非当下灵药，唯有能响应大张旗鼓的救市的方法，才入其法眼。债务融资，一种对在金融体制占强势地位者有利的方子，受到了追捧。本来国民就有超前消费意识的国度，变本加厉之后，带来的只能是将公共债务规模推至疯狂的高度。

    根据IMF的数据，美国的国债高达14.58万亿美元，是GDP的107%，欧元区的整体负债率达80%。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三季度末，欧盟成员国中负债率较高的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与爱尔兰，其债务占GDP比例分别为159.1%、119.6%、110.1%和104.9%。此等危局，小国度日难以为继，大国也是举步维艰。2010年美、欧、英、日四大经济体总债务余额达到84万亿美元，约为其GDP的2.4倍[c1] ；2011年美国更是到达政府债务上限大关，面临联邦政府违约，不得不在一场漫长的国会折腾中，艰难通过提高政府债务上限标准。但是州政府就没有这么幸运，美国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于2011年11月9日申请破产保护，这是2011年美国第4个地方政府破产案，更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破产案。

    欧美各国政府在国器之事、国运关卡当头，选择了知难行易，断送了享受多年的债务市场VIP地位，主权风险溢价上升，带来了更大的风险补偿和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发达国家的债务依赖性经济模式正在走向尽头。昔日的主动回避，等来的还是今日被迫且更艰难的转型。呜呼哉！

    三恶：救援步伐止于私心

    “自救”还是“他救”成为一开始争论的主题。“自救”既意味依赖一国上下齐心合力，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组织内、集团内的“共救”。

    美国占先发优势，通过“鳄鱼的眼泪”做秀，在次货危机始发不久就成功向全球债务市场融资，但是尾大不掉，成效式微，故技重施，然取信于他国，难。当寄望国内，却被民主、共和两党借此机会争夺政治优势而衍变为一场闹剧，在提高债务上限谈判中充满争斗，不顾国家法定债务上限的“大限”之期，本不是危机就这样被自家人酿成苦果。

    欧盟应对欧元区债务危局，则更为一场闹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危机初期各自为战；中期寻求共同行动未果；后期外援无望内部艰难妥协。债务缠身之国，诸如希腊，不思励精图治，而将希望系数寄望于欧元区和区域外他国之慷慨解囊。一朝被拒，则自扮悲情、控他人净占体系之利，全忘自己当时的汲汲营求与欺骗行径；被指责的对象，例如德国，则为避及池鱼之祸，有心营救，却时刻算计着自个的得失；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眼见火烧眉毛伤及自身，却有心无力；法国，唇亡齿寒，但力不足，贪图虚名，落得法德“双人舞”的女伴一角，主导权旁落；英国，继续扮演他在欧盟中“别扭的伙伴”（an reluctantly European）一职，由于独善于欧元区外，英国人为当年拒绝加入一事沾沾自喜，得意时更吹捧自己对欧元区架构先天性设计缺失认知的慧眼不凡。但论及通过修约（或另立新约）治愈欧盟货币联盟的天生顽疾时，却只担心英镑地位和自身财政自由，连番使用否决权，在欧盟内被孤立。如此种种，其心不齐的欧盟各国，更难以赢得国际社会对其的信心与帮助。

    欧盟各国政要在数次峰会、会议中的表现，深层次地反映出，欧盟内民众自己的双重身份认知的偏差。1992年2月7日，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确认和建立了欧洲公民身份，条约规定：“拥有成员国国籍的每个人为联盟的公民。”同样在欧盟层面上享有权利与义务。有学者认为，公民身份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公民所拥有的权利(rights)和担负的义务(duties)；二是公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但是笔者认为，后者是前者的认知的基础，后者的接受度直接反映在前者的遵循程度上。二者属性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比较。且权利与义务中，义务更能反映和体现认同感的强弱。“搭便车的现象”说明体系会给非集团的成员提供同样的服务与利益，但是却不能要求他履行集团内的义务，来评判其忠诚度。

    经过多年的欧盟法律的普及，其中包括欧洲法院的判例与释法，欧盟委员会的监督等，民众对自我的双重权利认知几近成熟，但是双重责任的认知却不足。这部分由于欧盟法律法规设置上主要对于欧盟奉行的“四大自由”存在限制障碍的主体有强制性的限制，而政府或社会团体一般主要掌握着这种能力与实力，成为主要的约束对象，涉及指控公民不履行欧盟规定义务的案例则不多。而涉及民众，多是如何维护公民的权利的事项与条款。此次欧洲债务危机，正是一次欧盟公民效忠程度的大考，但结果不容乐观。“欧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吗？”成为法国《世界报》2011年11月10日头版标题，对欧盟未来的悲观语调弥散在推动欧洲一体化事业的领导地位的国度，正说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当下，对欧元区和欧盟解体的预言，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式的危言耸听。弗朗西斯·福山则更直接点出问题的本质在于欧洲缺乏团结。

    四恶：转嫁之法撕去温情面纱

    早在经济被政治学家正式列为低级政治范畴之前，经济就深刻地影响着一国政策的制定。早期的贸易战争、殖民战争，赤裸裸的经济因素昭然若揭；当资本主义成熟后，为了应对周期性的危机，战争成为强国转嫁矛盾刺激经济的选择。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背后都有经济危机的身影。而今，起源于美欧的本次危机，重创了其软硬两种实力，西方世界已经感到霸权旁落、将被取代之预感，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仅剩的霸权余威，消除本国被赶超的“风险”，更待何时？况且动用武力向外转嫁危机冲击，从来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反危机”的惯用伎俩，“优良传统”岂有不传承之理？！

    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着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的情景，越弱势的国家其内部的社会矛盾更易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易被激化，正好为强势国家冠冕堂皇介入干预提供了保护人权、反对独裁、推广民主的借口。

    （作者系 2010级国际政治（欧盟法）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