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系学生笔谈：对欧洲一体化的看法
张建平(2012级欧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
欧洲联盟是“人类设计出的最复杂的政体”，如何看待这一全新的历史进程，一体化的真正动因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致使欧洲一体化具有现在这样的特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去解释。
关于欧洲一体化，最初的主流解释框架是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如厄恩斯特•哈斯、里奥•林德博格、菲利普•施密特、约瑟夫•奈等。该理论认为一体化是一个不断变化、自我强化的进程，一体化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一旦一体化启动，就会产生不断地自我强化的“滚雪球”效应，即外溢效应。新功能主义具有很强的“专家治国论”倾向，认为超国家机构和个人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当欧洲一体化进程较为顺利时新功能主义显得很有解释力，但自60年代中到8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成员国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角地位凸显出来，于是理论潮流翻转，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间主义理论日趋得势。霍夫曼第一次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间主义”，而美国学者莫劳夫奇克在90年代提出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则成为该派理论最新的版本。
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不赞成新功能主义以超国家机构为根本行为体的观点，而是继承了政府间主义的主要观点，即国家是理性提议、掌控一体化进程的基本行为体。但与霍夫曼等人的传统政府间主义不同，自由政府间主义更看重国家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在一体化中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起的政府间博弈及主权委托选择。
按照一项决策的历时顺序，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论框架有三个环节组成：国家偏好形成阶段、国家间博弈阶段、制度选择阶段。在第一环节即国家偏好形成阶段，自由政府间主义体现了对一体化进程中经济因素作用的强调。该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利益不断趋同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本潮流之一，贸易自由化、规制一体化和货币稳定化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欧洲各国之所以一体化，是为了通过协调政策，来适应技术和经济政策的发展趋势。在各国国内，商界利益是影响政府偏好和决策的最根本因素，因为生产厂商集团的利益更集中、更确定、更有组织、更有制度代表性，而使其利益在政府的欧洲政策中得到更多考虑。
在第二环节即国家间博弈阶段，该理论认为欧共体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这些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并不明显，整个国家间博弈过程交易成本并不高，谈判结果是各个国家相对实力的客观反映。从谈判中获益最多的政府愿意做出最大的妥协，或是一定程度上弥补受损国家的利益。有的国家会威胁要排挤其他国家，或者威胁自己要退出谈判，如果这种威胁很可信，就会让谈判结果向威胁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第三环节即制度选择阶段，该理论认为各国政府愿意转让主权，委托代理给超国家机构，或者汇集共享，是为了相互限制和控制，即为了增强承诺的可靠信。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体制，只靠自己，很难保证别国政府也会遵守国际制度。这不是因为各国都有了欧洲观念，而是由于各国政府感到其他国家政府或者自己国家的下一任政府有可能背叛已达成的协议。
通过这三个环节构成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整体框架，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政府间主义理论国内决策动机过于宏观、模糊，或是偏重地缘政治动机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有力地纠正了新功能主义的理想主义倾向，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理解。
但是，自由政府间主义也有其多受诟病的一面。如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性主义前提，静态循环式地解读欧共体重大谈判的论证方法，忽视欧共体日常决策背后的制度因素，在国家偏好形成阶段强调自由主义式的国内集团竞争而在国家间博弈阶段国家就又变成了一个理性的统一行为体（似乎各利益集团的声音最高只能到达各国首都，而到不了布鲁塞尔）等。
那么，从欧洲一体化的最新发展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的发展看，如何评估自由政府间主义的解释力呢？一定程度上，欧洲一体化最新的发展在总体上更支持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论解释。在欧债危机爆发阶段，因成员国经济利益博弈而延误初始阶段的危机救援；在危机解决阶段，如建立财政联盟、增强欧洲中央银行职权等，德法轴心的作用相比欧盟层面的机构要更为关键。可见，虽然每种理论往往都能抓住事物的某个方面，但自由政府间主义相比其他理论能抓住的方面要更多一些。
于雪风(2012级欧洲政治方向博士研究生)：
1946年，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废墟上，邱吉尔发表了著名的“苏黎士演讲”，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思想，他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喜悦和幸福，从而让生命值得活一回。”
2012年，意大利总统那波利塔诺在访华的演讲中说：“欧洲一体化源于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灾难性事件。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那些苦难，因此，我们努力避免历史重演。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造福人民，不再有焦虑和矛盾，我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决定。半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对人民的福祉、焦虑和矛盾有着深刻认识，积极地进行总结，我们的国民身份得到不断丰富。在这个规模最大的国家和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的内部，我们选择打造全新的“欧洲理念”。我们与其他欧洲人一起，成为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5亿人口的集体，我们分享空间、规则、经济机遇和自由往来，力求凭借顽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建设欧洲。我们曾经遇到，也正在面临一些障碍。但我们从未停止，从未退缩，终于成就今天的欧盟。”
这两段讲话跨越了60年的时空，前后呼应，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写照与总结。欧洲一体化自上世纪5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历史与事实证明，欧洲选择的道路是成功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建设以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 战后的欧洲苦难深重，百业凋零。二战中的死亡人数比一战高出三倍，工农业生产下降一半以上，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一体化建设使西欧在战后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并通过一系列的协商与合作机制解决分歧与矛盾，这对于曾经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
二、从50年代起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到60年代中期三个共同体整合为欧洲共同体，再到90年代以后包含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的三大支柱的欧洲联盟。一体化的进程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发展，“溢出”效应使其领域不断延伸，从当初的个别经济部门的一体化，逐步走向全面经济一体化，实现了经济的复兴与发展。今天的欧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其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相当于世界的四分之一强，并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方和第二大进口方，服务贸易的第一大供应方。欧元成为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一大主要货币，推动形成了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结构新格局。
三、欧洲一体化从最初的法、德、意、荷、比、卢6国，直到现在的28国，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东欧国家的加入，欧洲一体化的地域范围突破了原先的西欧国家，开始了朝着大欧洲的方向发展。一体化进程亦从低级走向高级，迈向包含外交、防务等层面的政治一体化。欧洲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一体化战略使欧盟成为世界上经济政治一体化程度最高、成就最显著的区域合作典范，对探索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借鉴作用。
与此同时，60多年的历史证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道路、欧洲联盟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5年出现“空椅子危机”， 2001年《尼斯条约》在爱尔兰全民公决中被否决，2005年法荷两国否决《欧盟宪法条约》，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意大利、希腊等国几近破产，欧元及欧盟的未来遭受严重质疑。而且，欧盟内部各国情况各异，发展不平衡，民主赤字、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边境渗透、文化对立等新老问题接踵而至，给欧洲一体化前进的步伐带来了阻力。但正如意大利总统所言“这些问题与我们抛在身后的历史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困难和阻碍面前，欧盟并未停下脚步，历次的危机反而转化为机遇和动力，推动欧盟进行机构改革，不断深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面对欧债危机，意大利前总理蒙蒂说：“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不仅给了一个让我们理顺金融情况的机会，而且促使我们超越货币统一这个阶段，通过推动更加紧密的政治协调机制来实现，这已是不可避免的。签订“财政契约”即是开展改革的重要证明。”因此，欧洲一体化中遇到的问题须用加强一体化的方式解决，不可能走回头路，更不会是灾难性的分崩离析。
回望历史，欧洲联合和欧盟建设一直在合作与争吵中曲折前进。这是因为，一方面，欧盟各国有共同利益，但同时有冲突和矛盾，各成员国在一体化的进程中都围绕着主权与国家利益权衡利弊，做出抉择。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外界因素的影响。先是在冷战格局下，欧洲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选择生存；两极格局解体后，美欧共同的威胁消失，欧盟的自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今天，欧盟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极具份量的一极，在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放眼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将会在考验中不断深入发展。无论是从政治、内部建设，还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欧盟今后的建设将是一个非常曲折、缓步前进的过程。
李滢(2011级欧洲政治方向硕士研究生)：
本月10日，英国议会上院就是否退出欧盟公决法案进行辩论，英国主流媒体纷纷刊文称英国最终离开欧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去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够再次赢得明年大选，那么就是否脱离欧盟这一议题，英国将在2017年底前举行全民公投。
近年来，英国民众的“疑欧”情绪高涨，对欧盟干涉英国的国内政治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只参加我们同意的一些条约”。有民意调查显示，若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投，过半被调查者会反对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而支持者仅有三分之一。
一．英国“难说话”由来已久
英国退出欧盟，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议题。由于历史地理，英美特殊关系及英国战略选择等因素，英国是欧盟一个极为特殊的成员国。
在地理上，英吉利海峡将英国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这使得许多英国人认为英国只是邻居而非欧洲的一部分。对于这种心态，丘吉尔曾经有过一句名言：“英国和欧洲在一起，但从不属于欧洲”。英美特殊关系也影响着英国对欧盟的态度。由于美国的施压和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态度，同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英国在70年代加入欧共体。
1988年，撒切尔夫人在欧洲学院发表演说，表明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英国是欧盟的一员，但也与欧盟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主张独立主权国家联合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联邦制的欧洲。她对欧盟的看法影响了后来历任英国首相对欧盟的政策。90年代，梅杰就任首相时期，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梅杰强烈攻击联邦主义观点，说“我相信民族国家将仍然是欧洲的基本政治单位”。
二．欧债危机令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英国难以适应
欧洲债务危机出现缓解迹象，这得益于欧盟成功地利用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开始建立银行业联盟，运行欧洲稳定机制，达成“财政契约”等等。各成员国已经在加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走出债务危机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积累了许多反危机经验。
欧共体首任执委会主席哈尔斯坦曾把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作“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关税同盟，第二级是经济同盟，第三级是政治同盟。在提议建立欧元区单一银行业监管机制的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呼吁把欧盟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他认为欧盟应向政治同盟发展，弥补欧盟的民主化赤字，自上而下地解决危机。
但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英国显然难以适应，这不符合英国对自身与欧盟关系的定位。与多数成员国不同，对欧盟2014—2020中期预算案，英国主张冻结甚至削减预算，致使欧盟预算峰会一再延迟。卡梅伦多次表示，要“维护英国纳税人的利益”，英国在自身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情况下无法承担欧盟预算的增长。他还要求欧盟对基本条约进行改革，保证非欧元区国家的利益。
三．英国脱离欧盟将导致两败俱伤
自由市场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撰文称，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重大历史事件，堪比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若英国真的脱离欧盟，那么欧盟将遭受重大的打击，欧洲一体化进程必被阻碍，欧盟的整体实力也会大幅削弱。其次，欧洲市场信心也将受到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势必延缓。再者，欧盟现有的力量均衡将被打破，失去了英国作为掣肘，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大国博弈将呈现出新的特点。
但是，英国本身也得付出巨额的代价。英国与欧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50%以上，一旦退出欧盟，欧盟的单一市场、四大流通和经贸往来中的互惠政策将与英国无关，进入英国的外资会减少，其进出口贸易也会受到重大影响。有调查显示，英国约有八成企业反对英国退出欧盟。此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过，如果英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就不会再具有今天的分量与影响力。失去了欧盟这一平台，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将大大减弱。
孙舒宁(2012级欧洲政治方向博士研究生)：
欧洲一体化是20世纪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成功范例，其发展展示了前所未有体制架构，同时无论就其一体化的规模、深度，还是就其复杂程度来讲，欧盟的发展在现代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单一市场原则的巨大优势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为欧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战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到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取得的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就，使一体化的实践更显其意义非凡。
但是，自2009年以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灾难很快波及到其他国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举步维艰，整个欧洲的金融、经济、银行、政治、体制，乃至于社会及其道德正经受着危机和其他隐忧不断积累发酵的复杂挑战。在欧洲内部围绕如何化解危机，决策者与学者存在诸多争议，而在欧洲之外则是悲观情绪充斥媒体，普遍认为欧元体系将会崩溃，欧盟在解体的边缘挣扎徘徊。
本文认为，欧盟成员国的迅速增加，忽视差异性的国家联合降低了欧盟内部的同质性，加剧了欧盟内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是欧洲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空间扩展，欧盟内部的区域差距急剧扩大。新加入的成员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差异，以及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失业率等因素，打破了欧盟的同质性，欧盟地区差异结构发生了转变，由“北-北”型转向“南-北”型。而在2004年以前，最为贫困地区的GDP大体相当于欧盟平均人均生产总值的2/3，新增10个成员国之后，最为贫困地区的GDP则低于欧盟平均人均生产总值的1/3，占欧盟版图14%的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到欧盟经济总量的43%，占欧盟总人口的1/3、呈五角星地理分布的伦敦、汉堡、慕尼黑、米兰和巴黎等五大城市组成了高增值经济区，最富有的卢森堡人均收入是最贫困的罗马尼亚的7倍之多。
急剧恶化的区域性差异对《欧洲联盟条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构成了直接挑战，“双速欧洲”已成为欧盟“扩大-深化”矛盾的集中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内部对欧盟东扩的质疑和反思情绪在阴暗的经济大气候下持续发酵，这些东扩怀疑主义者呼吁欧盟应进入“巩固阶段”，加快各成员国的融合，完善欧盟的自身建设，暂缓对东盟俱乐部的加入许可，以防止被新成员拖累而造成欧盟总体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衰退。
与以往欧盟吸纳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新成员包含了大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放弃苏联模式全面转向西方体制，同时面临诸多改革困难的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各国。二战后欧洲大陆形成了政治和军事对峙，东西欧传统的紧密关系被人为阻断。中东欧国家所建立的经互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经济封锁造成的生产与对外贸易的压力，但建立在人为强制性计划配置的专业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模式，使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苏联生产和贸易的计划管理体制，而自身的自主性受到了抑制。西方资本主义经历“黄金时代”的同时，中东欧经济发展却长期陷入困境，而与西方近邻的差距迅速拉大，正是在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促使了中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政治剧变。融入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入欧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些国家转向后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欧洲模式强大吸引力的基础是其吸纳穷国、令其致富的能力，而新成员国除政治目的外，寻求更快的经济增长以改善国内落后的经济状况符合其加入欧盟的根本目标。
毋庸否认，欧盟的东扩加速了中东欧国家的全面转型，中东欧加入欧盟也使欧洲走向真正融合。但是在体制趋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社会经济生态近似等方面，成员国的扩大，也进一步导致了欧盟内部更多的差异和问题。“扩大-深化”矛盾在欧盟东扩之际显得尤为突出，最近的经济危机为欧盟东扩怀疑者设置政治障碍增加了额外砝码。其实，一体化区域的扩大，成员国的增加，与实现融合的纵向深化之间矛盾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贯穿始终的一对传统矛盾。融合是一体化的目标，而一体化的扩大是条件和基础，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化交叉推进、互为补充。因此，欧盟东扩对于欧盟融合实现的进程，对于欧盟的财政负担是必然的难题。
事实上，欧盟一体化是有关各方共赢的过程。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加盟，愈合了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的伤害，同时又帮助东欧国家的经济加速进入现代化，为欧洲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为欧盟的扩大，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内部市场和有效的资源整合，经济实力薄弱的新成员提供了新的消费市场、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经济发达的老资格成员国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市场。欧盟东扩也有助于使中东欧国家由于私有化和自由化而导致工业发展过快的国家放慢脚步，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彻底摆脱僵化的苏维埃体系，脱胎换骨成为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当然，这一过程会带来更强的内部竞争，但是如果没有内部的压力，欧洲怎么可能有希望在全球市场的争夺中获得先机？
欧盟一体化深入的重要表现是之一是中东欧赶超经济体与大陆核心欧洲国家的经济趋同。关于这一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学派、内生增长学派和新地理经济学派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体内部的趋同机制，并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通过加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加大对创新的激励和对产权保护的力度，国内投资迅速增长，物资资本和技术资本快速积累，从而带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同时，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技术扩散，以及大量资金援助对中东欧国家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赶超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促进了欧盟内部的经济趋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加入欧盟增加了中东欧国家赶超的机会，但是同时也面临进一步被边缘化的风险，希腊的例子说明加入欧盟不一定会实现赶超目标。从希腊的情况看，加入欧盟以来，希腊结构政策主要以保留原有工业为主，并且对行政体系的现代化以失败告终，虽然希腊接收了欧盟结构基金的大量援助，但是其无效的地区性政策使希腊难以实现赶超。另外，东德的情况也表明，东德从西德和欧洲结构基金获得大量资助促使了转轨初期的高速发展，但是从1997年开始，尽管援助没有明显减少，但东德的增长速度仍回落到接近西德的水平。
对中东欧来说，在加入欧盟、享受一体化溢出效应的同时，其全面融入全球化、高度依赖外资的开放经济模式在危机袭来时显得不堪一击，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和居民收入的波动，许多新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慢慢步入下滑轨道中。趋同意味着经济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包括发展模式、制度结构、目标选择和外部环境等要素的组合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欧盟南扩的经验来看，新老成员国之间以及新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会在短期内趋平，而这种差距将对一体化的深化产生一定制约作用。中东欧各国与西方存在巨大的政治与文化差异，冷战结束后，西方曾通过实施“24国援助计划”注入大量改革资金，试图消除这一差异，但是经过十余年适应西方的转轨与改革后，中东欧国家的法律体系、民主制度、市场条件仍然不及欧盟老成员国成熟。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将会使未来的欧盟在政策取向与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并会妨碍在成员国之上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权力中心，因此欧盟内部这种分歧在对美关系上已经愈加尖锐化。
尽管欧洲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欧盟扩大的步伐并未在怀疑和反对声中趋缓，欧盟始终向怀着“抱团取暖”心态在门等候入场的土耳其、西巴尔干六国等所谓“欧洲边缘国家”敞开大门。从政治上说，经过几十年的一体化进程，欧盟内部逐步实现了和平与繁荣，但外部周边国家、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为防止这些不稳定因素渗透到欧盟内部，欧盟将成员国资格作为有力的外交政策工具，通过入盟谈判推动周边国家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推行市场经济，打击腐败和犯罪等，从而为建立“欧洲大厦”创造有利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在欧盟东扩五周年庆祝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欧盟的扩大改善了欧盟的安全形势、增强了内部稳定，欧盟不会停止一体化进程。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也表示，希望欧盟继续向周边国家开放门户。可以预见，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而且欧洲经济融合的道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能否顺利“融合与趋同”，为新老成员带来安全与稳定的发展环境，带来新的增长潜力，将是欧盟维系其价值体系的核心。
高志伟(2012级欧洲政治方向硕士研究生)：
双速欧洲（Two-speed Europe）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也不是因欧债危机而产生。按照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说法，“双速欧洲”一边是更密切融合的欧元区，另一边是比较接近欧盟的联邦制。双速欧洲的定义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部不同成员国的国情，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显著，欧洲内部各领域一体化不平衡。二是指各成员国基于国家利益对一体化的立场、态度区别明显。随着英国、捷克拒绝修改欧盟条约以及财政契约的达成，双速欧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本文将探讨双速欧洲的表现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双速欧洲的存在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欧元区成立之时，英国等国决定暂不加入欧元区就折射了双速欧洲的现实，欧债危机只不过是进一步体现并强化了这一事实。二战后，欧洲面对自己的急速衰退，开始了长久的转型，这一转型的途径就是欧洲联合，走向一体化。欧债危机出现后，围绕双速欧洲的争论和担忧体现了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层面开始向政治一体化迈出了艰难的又一步。
双速欧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成员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对一体化的态度迥异。以英国对修改欧盟条约态度为例，为解决欧债危机，法德提出财政赤字超标自动受罚等新规章以防止各国在财政政策上各行其是。但是英国出于保护本国金融业不受欧盟监管以及平衡大西洋两岸关系的考量明确拒绝条约的修改，并威胁公投推出欧盟。
二、进入2014年欧债危机已有了明显好转，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欧洲整体趋于稳定的背后却是严重的经济两级分化。以德英法为代表的核心国家走出衰退，引领欧元复苏，尤其是德国成功抵御了欧债危机的冲击，经济持续增长，并在欧债危机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欧洲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核心。但是深陷危机的成员国却在一体化进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核心国家复苏强劲，边缘国家衰退严重，这一情形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分化，影响了欧元区经济的稳定。
三、东扩使问题复杂化。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欧盟的综合实力整体上得到提高，刺激了欧盟经济的持续增长，缓和了欧盟劳动力资源缺乏、劳动力成本高、非法移民多、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但是鉴于中东欧国家在诸多领域与西欧的巨大差距，在政策上的区别性对待及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加剧了双速欧洲的出现。
四、政府间合作前景并不明朗，各成员国在对待主权让渡问题上非常谨慎、态度迥异。欧债危机彰显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短板，阻碍了一体化的发展。早期欧盟决策过程中的协商一致原则与后期以削弱成员国权力为目的的“合格多数”票决机制就是矛盾的突出表现。
双速欧洲的事实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会是怎样？学界存在的观点有褒有贬。持担忧观点的学者认为双速欧洲模糊了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让人们对欧盟产生不确定性。双速欧洲甚至是多速欧洲在最初的一体化设想中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其最终目标还是实现一体化，是为过渡而采取的务实举措和制度性安排。这个时期的双速指的是允许部分成员国基于自身实际可以保留“例外选择”（opt-out）。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双速又被赋予了增强合作机制的含义，意指部分条件成熟国家可以在一体化道路上步子迈得更大。但这无疑增加了一体化制度的模糊性。有学者担心双速欧洲有可能意味着欧盟一定程度上的分裂，无疑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负面影响。
而持积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双速欧洲是欧洲一体化深化的体现。欧债危机使得脱离财政统一的单一货币政策的脆弱性显现。除了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在2012年3月2日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上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签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简称“财政契约”）。从这个角度去看，双速欧洲却又体现了欧洲一体化已经从经济领域开始功能外溢至政治领域。财政是高度政治化的领域，一旦财政实现统一，欧盟将进入财政联盟阶段，这无疑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虽然双速欧洲给一体化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反观欧洲一体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体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基于解决危机的努力。双速欧洲现象可以被看做成员国对联盟扩大的消化过程，双速欧洲制度安排中无疑也包含着增强合作机制，鼓励为深化一体化迈出更大的步子，为先行合作提供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