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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辅导: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一体化理论界有哪些重要辩论?(赵晨)

考研辅导: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一体化理论界有哪些重要辩论?(赵晨)

作者:赵晨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1-08-10 01:04:48
    90年代之后的其他一体化理论都或多或少受到自由政府间主义一定影响,产生诸多赞同和批评意见。一体化理论界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虽然接受了莫劳夫奇克的理性主义假设,但并不认可他的政府间博弈能准确地描绘欧共体的决策进程,认为他的模型过于松散,没有制度的影子;第二个方面的意见来自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它们从方法论根源上反对理性选择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假设,认为国家的偏好和观念,至少部分上,是被欧盟的规范和规则塑造出来的。[1]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意见。

    欧洲一体化理论中制度主义出现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略早于自由政府间主义。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它们对制度的定义和如何影响政治都有不同的看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早诞生于美国国会研究,但很快就“旅行”到欧洲研究中,它认为每个行为体都是从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角度来衡量制订什么样的制度,或是否遵循制度。该理论认可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第三阶段的制度委托论断,但认为它低估了正式制度对欧盟政策结果的影响。比如,弗里兹·沙普夫(Fritz Scharpf)就谈及在共同农业政策(CAP)和其他一些欧共体政策不能有效运作,各方互不相让,不仅仅是各国政府的问题,同具体制度,比如一票否决制的决策机制也有关系。沙普夫还指出制度会造成“联合决策(joint decision traps)”陷阱,即成员国政府由于必须一致支持新立法或是条约修正案,会被迫实施它不想实施的政策[2]。乔治·蔡伯利斯(George Tsebelis)也指出,当某一特定规则只有少数国家能从中受益时,这些国家会竭尽全力阻止对它进行变更,这样欧盟决策就保持了相当大的“政策稳定性”。[3]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状况下,制度随时间怎样塑造理性行为体的行为。历史制度主义非常强调“路径依赖”和“沉没成本”(sunk costs)两个概念,认为制度具有很大的惯性,它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不管是超国家机构,还是成员国政府,或者是各国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集团,要改变它会面对很高的“制度门槛”,而且要考虑到它们过去的投入,也就是“沉没成本”。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是新功能主义的新发展形式,但它同早期新功能主义有很大不同:首先,历史制度主义把政治行为体看作是短视的,不像新功能主义理论家认为的它们是有远见的;其次,新功能主义理论相信最初的制度选择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但行为体在行动前很清楚这些结果将会是什么,但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由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太复杂,参与者太多,产生的反馈和互动效果过于繁杂,所以即使再有远见的行为体也难以预测到最终结果[4];第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由于路径依赖,政治行为体仅能从边缘上对制度做一定的修正。这同新功能主义的理解也有异。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同意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性主义前提假设,它们也都认可莫劳夫奇克关于社会利益是一体化最根本的动力源的说法,但它们不认为国家政府是唯一的核心行为体,国家间博弈是唯一汇聚国家偏好的互动模式。它们承认政府间会议的重要性,但坚持在两次会议之间的政治运行和决策中,制度的作用更大,而且制度影响到举行政府间会议的环境,这样看上去,政府间谈判不大像启动了一体化,反而像是它的结果。[5]对此,莫劳夫奇克的回应是:欧洲一体化是“有意为之的胜利”(deliberate triumphs),而不是没有想到的“副产品”,像特定多数表决制,给以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一定的独立性,都是各国政府有意塑造的结果,为的是增强政府间承诺的可靠性。偏好不同的成员国政府进行谈判、创设制度的时候,目的是将相互之间的承诺用博弈规则固定,但各国不可能在每个议题上都获得自己理想的结果。而且,如果把五次重大的欧共体决策看作一个整体,会发现主要国家政府在核心问题(比如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关税自由化、关贸总协定谈判、货币一体化、外交和防务政策、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权力等等)上的立场,在40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6]所以,历史制度主义所说的“路径依赖”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事实上,主要国家政府主观上并不愿意改变既有偏好和路径。

    社会学制度主义则给了一个广义的制度定义,把非正式的规范、规则和习俗也都包括进来。它们认为这样的制度“规定”着行为体,塑造了它的认同和偏好。对于建构主义,欧美学术界至今难以准确定义,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说“也许最有效描绘建构主义的方法,就是在以社会为本体的基础上,坚持人类行为体不能独立于社会环境存在,不能脱离它集体共享的各体系的意义(更广义些说就是‘文化’),它同方法论上的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相对立……”[7]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总结道,建构主义者基本都同意:(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8]这样,从本体论和方法论来看,社会学制度主义也可以归入建构主义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界建构主义兴起,很快也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理论界,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形成了包括政府间主义、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同建构主义对峙辩论的格局(历史制度主义也有不少与建构主义接近的地方)。建构主义的社会本体论与理性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不同,它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主义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也不一样,即建构主义遵循的是“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而理性主义遵循“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9]。也就是说,行为体未必偏好一定固定,而且其行为并不是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期望,相反,它们会考虑社会赋予它们的角色,考虑制度规则,然后寻找什么才是适合它们的行为。

    在近期的欧盟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欧盟的制度不仅塑造着欧洲人和成员国政府的行为,也影响了它们的偏好和认同。托马斯·克里斯廷森(Thomas Christiansen)等学者指出“大量证据表明,作为一个过程,欧洲一体化对欧洲的国家体系及其构成的单元产生了转型影响(transformative effects)。欧洲一体化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理由假设在此进程中,先是行为体的观念,随后是利益都同样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可以用建构主义理论化,如果仍用忽视观念形成进程和(或者)假设利益是外在给定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我们就难以看清这些变化。”[10]所以说,一体化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欧洲一体化重塑了国家的认同和偏好,这同理性主义有根本区别。

    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莫劳夫奇克同建构主义学者进行了辩论,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他承认建构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一体化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有意思且重要的问题。但他认为,出于两点原因,建构主义者没对理解欧洲一体化做出经验研究上的贡献:第一,建构主义没有构建“不同的可验证的假设”,它们只是使用一个范围宽广的解释框架,几乎任何可能结果都可以被它解释,所以无法通过经验分析证伪;第二,就算建构主义学者列出了原则上可证伪的假设,但他们也没有仔细地构建和检验它们,所以无法清楚地把建构主义的预测和理性主义的预测分开。[11]持“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t)”立场的建构主义学者则认为莫劳夫奇克眼中的欧盟研究太“科学”了,检验可证伪的假设,是理性主义者,主要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过多要求[12]。

    不过,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莫劳夫奇克也承认不应彻底排除意识观念的影响力。他说“虽然可靠性承诺观点是解释‘专门’和‘明确’权力的委托和代理的最佳方法,但有一些更“一般的”制度性承诺,它无法解释。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以及欧共体委员会,欧共体这样的‘准宪政’(quasi-constitutional)形式,是从欧洲煤钢联营借过来的,它反映了许多欧洲联邦主义者的想法”。 国家偏好不全受物质动机影响,有的国家偏好,就是观念导致的。特别是20世纪80和90年代,总体上制度条款一直是联邦主义意识观念的反映。意识观念因素在欧洲议会的例子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德国支持欧洲议会,英法对它则带着相当大的怀疑眼光,它们两国都愿意理事会集中掌握权力。[13]当然他要用理性来看待观念,因此提到“现代理论探讨外交政策中观念的作用时,一般都认定主观评价会不断接近客观事实,它们往往把观念视为不确定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适应机制。”[14]

    另一方面,建构主义理论也在向实证靠拢,它们也设置了像社会化(socialization)、规范扩散(norm-diffusion)、集体偏好构成(collective preference formation)等可证实或证伪的假设[15]。一些学者对欧盟委员会官员和参与欧盟各事务委员会的各国官员的态度做了集中调查和分析,用计量理论验证欧洲社会化对他们态度的假设[16]。切克(Checkel)和刘易斯(Lewis)则用定性分析分别对保护公民权对欧盟和欧洲委员会,以及成员国常驻布鲁塞尔代表机构的决策做了深入分析,都设置了假设,看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欧盟官员被新规范、偏好和认同所社会化[17]。

    综合来看,由于自由政府间主义强调国家是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行为体,所以它在解释政府间会议的主要制度成果上显得特别“有力”,而理性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则能更好地解释两次条约之间的部门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新进展。[18]在欧洲议会权利得到增加,欧盟启动制宪等带有规范意义的历史事件上,建构主义则明显占有优势。同过去的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理论对峙比起来,现在的理论辩论和对话更多元,也增添了更多全球化、制度化和社会化的色彩,各种理论之间解释和预测的优势领域也都凸显出来了。



[1] 同上。
[2] Fritz W. Scharpf, “The joint decision trap: Lessons from German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66, 1988, p. 239 – 278.
[3] George Tsebelis, 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 Princeton and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2, p. 281-282.
[4] 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in W. Sandholtz and A. Stone Sweet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9.
[5] James A. Caporaso,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Understanding Our Past and Anticipating Our Future”, in W. Sandholtz and A. Stone Sweet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50.
[6]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89-494.
[7] Thomas Riss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Wiener and Diez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61.
[8]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页。
[9]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p. 160-162.
[10]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iener (ed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1, p. 2.
[11] Andrew Moravcsik,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6(4), 1999. Andrew Moravcsik, “Bringing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the EU out of the Clouds: Have they Landed Yet?”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June 2001.
[12] Knud Erik Jorgensen, Reflective Approaches to European Governance, London: Macmillan, p. 6-7.
[13]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88-489.
[14] 同上,第33页。
[15] Jeffrey Checkel, “‘Going Native’ in Europe? Theorizing Social Interaction in European Instit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6 (1/2), 2003, p. 209-231. Thomas Risse,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Wiener and Diez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60.
[16] Liesbet Hoogh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orton Egeberg, “Transcending Intergovernmentalism? Identity and Role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Officials in EU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3, p.456-474.
[17] Jeffrey Checkel, “‘Going Native’ in Europe? Theorizing Social Interaction in European Instit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6 (1/2), 2003, p. 209-231. John Lewi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Everyday EU Decision-Making: Rationalist or Constructivis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6(1/2), 2003, p. 97-124.
[18] 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Berthold Rittberger,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ssumptions and hypotheses”, in Jeremy Richardson (eds.): European Union: Power and Policy-Making, pp. 92, Lond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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