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希腊悲剧的影响与启示

    7月5日，希腊将就是否接受“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及欧洲央行）的“救助”方案举行全民公决。这一公投将对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希腊命运的走向尚不得而知，但以下几个启示对于世人仍是深刻的。

    首先，国家领导人的才能和素质极为重要。国家领导人是各种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能否制定和实施“好政策”，与政治家的才能和素质密切相关。中国人民之所以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等中国领导人，就是因为他们制定并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

    在西方的政治民主体制下，政治家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获得权力。只要能够在票箱中击败对手，他可以在竞选中向选民作出任何许诺，不论这些许诺能否成为现实或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齐普拉斯在竞选期间声称，如果他能当选，他将与“三驾马车”重新谈判其为“救助”希腊而规定的财政紧缩政策。他认为，希腊民众不能为实施这些紧缩政策而继续“勒紧裤腰带”。他甚至扬言，在万不得已时，希腊敢于对其三千多亿欧元的债务进行“违约”。毫无疑问，正是因为齐普拉斯信守其竞选的诺言，所以，希腊与“三驾马车”的关系陷入了僵局。

    被齐普拉斯击败的新民主党候选人安东尼斯·萨马拉斯主张希腊应该继续改革，遵从希腊与“三驾马车”达成的有关协议。岂料政府的更迭使希腊债务危机进入了万众瞩目的危险境地。真可谓“一个人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其次，社会福利的多寡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吻合。国家领导人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为民众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毕竟这是其执政的合法性的体现。但是，选民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人”。他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希腊选民期待的是多多益善的社会福利，政治家则为了一己私利而大方地满足其要求。

    将希腊人视为“懒人”是不公正的，但其偷税漏税的技巧和规模在欧盟成员国中可能是无与伦比的。这显然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

    更为不利的是，希腊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则超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在欧盟内，希腊的发展水平是较低的，但民众获得的社会福利则名列前茅，能与“从摇篮到坟墓”的北欧国家媲美。这是为什么“三驾马车”希望齐普拉斯政府继续奉行财政紧缩、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的原因之一。

    再次，“道德风险”依然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鸿沟。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国和国际私人银行始终认为，债务国还本付息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容忍“道德风险”的滋生。而债务国则因无法长期执行财政紧缩而叫苦不迭。拉美的东亚的一些国家有切肤之痛般的记忆。

    一方面，齐普拉斯及希腊民众抱怨，多年的“勒紧裤腰带”扼杀了希腊经济复苏的活力，失业率长期超过20%，青年失业率超过50%；另一方面，在“三驾马车”的走向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德国则认为，希腊不能成为“道德风险”的负面教材，因为债务危机是希腊历届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后果。许多德国人甚至认为，当年希腊不该用欺骗的手法获取欧元区的“入场券”，今天的一切困难无非是咎由自取。

    但是，想当年，德国和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也曾多次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确定的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不超过3%以及负债率（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不超过60%的规定，而且拒谏饰非。今天，德国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拒绝为希腊打开“道德风险”之门。

    如何避免“道德风险”依然是“三驾马车”坚守的“底线”，尽管一些债权国已对希腊的债务进行了“减记”（hair-cut），即豁免一部分债务。但是，事实表明，希腊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通过自身的“造血功能”来偿还所有本金和利息。换言之，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三驾马车”实施的“纾困”（bail-out）是必要的。但在今天，正如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德国和其他一些债务国同时也应该承担更多的“割肉”（bail-in），更为慷慨地“减记”希腊的债务。

    希腊悲剧变为喜剧的路径必须是希腊与“三驾马车”相互谅解和妥协，即“三驾马车”继续为希腊“纾困”，同时也要忍痛“割肉”，希腊则应该进一步“勒紧裤腰带”，避免“道德风险”的出现，不要寄希望于貌似民主、实为政治赌博的全民公决。令人欣慰的是，双方都表达了良好的愿望。

    http://www.stcn.com/2015/0704/12336147.shtml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