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洲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势
2008年12月16-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社会文化室在九华山庄举办了“变迁趋势与学科建设——欧洲社会文化研讨会”。
马胜利同志作了关于2008年欧洲社会政治文化形势的主题发言。他从欧洲社会模式及其改革、欧洲的社会政治思潮、欧洲对华政策调整、欧洲人的不良心态以及欧洲人如何面对金融危机等五个方面谈了看法。然后,与会者也就此问题发表和交流了看法。
近些年,欧洲经济不景气,失业严重,贫富差别加大,福利制度入不敷出, 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欧盟平均为14.3%,法国为24%,德国占18%。各国社会保障赤字高居不下。法国的社会保障赤字2008年将超过100亿欧元。欧洲福利国家特点就是高福利、高税收:欧盟15个老成员国平均征收的社会保险费相当于其GDP的40%,而日本和美国只征收约25%。这就是制度性的问题。欧洲的社会模式重视社会福利,因此企业负担重,竞争力受到影响,难以和美国、新兴国家竞争。但是,欧洲并不想放弃这一社会模式,而是力图通过各种改革走出困境。欧洲社会模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概括地说,在欧洲政坛,自由民主派与社会民主派形成左右两大主流派分野,极端派别占少数,极左翼还有共产党、绿党、极右翼有民族主义政党等:目前,左右两大派根本性对立日渐减弱,只在社会改革程度和代表社会阶层方面。在根本政治问题和经济危机、人类环境等重大问题上基本一致。与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相比,欧洲右翼传统政党,如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德国的基民盟,英国的保守党,比美国民主党甚至还“左”一些,体现在: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干预、宗教政策。此次民主党人奥巴马当选,并在原有立场上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这与欧洲执政党更为合拍。当今新的倾向为实用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机会主义、(法国是)波拿巴主义。法国最明显:萨科齐代表传统右翼,是戴高乐派。上台后,他一方面招收社会党人入阁,另一方面与美国靠近,与布什称兄道弟,还回归北约、增兵阿富汗。有人说他偏向社会主义,背叛了右翼立场和戴高乐主义的反美立场。国内改革主要采取新自由主义,鼓励市场竞争。但金融危机后,主张国家干预,甚至想取代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波拿巴主义。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民众失望情绪严重,乞求救世主式的人物。萨科齐也精力充沛,上蹿下跳,千变万化,但主旨是维护法国的大国光荣和地位(民族主义)。尽管在欧盟中经济实力不如德国和英国,但在政治上一定要领头:“用二等车票坐一等车。”(冷战时期的传统)目前任欧盟轮值主席,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和金融危机问题上积极斡旋,甚至想要取代美国。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法国的软肋,俄罗斯不会受法国和欧洲控制,美国也不会把世界霸主地位让给欧洲小伙伴。
欧洲政坛还出现了一种新迹象:随着传媒、网络发达,政治领导人的包装,作秀、上镜性,甚至民粹主义越来越重要。最近几天,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竞选总书记,罗亚尔与奥布莱相争,30多万党员,20多万投票,相差42票。两个女人的战争。政治理念分歧不大,奥布莱是德洛尔的女儿,能力甚至更强,但全党瞄准下一届总统大选,罗亚尔派称罗亚尔比奥布莱更具竞选条件。法国最近出现一个极左派,由30多岁年轻的邮差领导,泊桑斯诺,建立“反资本主义党”。在上届总统大选和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拥护者超过共产党。反映传统政党和政治思潮的新迹象。最近欧洲社会出现反社会的、具有恐怖主义的破坏活动:破坏高速火车、占领工厂、到超市免费品尝……
在对华政策中,欧洲和各国议会要比欧盟理事会和各国政府更为强硬,因为民选代表可以不顾外交谈判和运作,只求反映选民情绪。在党派中,左派比右派更加强硬,右翼更重视自由竞争和民族独立,左翼则强调国际主义(社会党国际),普世价值。更多支持藏独、批评中国人权状况。2006年10月,欧盟推出第六个对华战略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政策完成了初步的调整。欧盟新的对华政策基调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因此其担负的责任也应增加。此后,欧盟对中国的指责越来越多,从经贸关系扩大到能源和气候等领域;及至2008年,欧盟一些成员国政治家借拉萨骚乱事件发出了抵制北京奥运的呼声,同时,在巴黎等地发生了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等一系列的反华事件。
从1995年到2003年,欧盟理事会对中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积极推动双边合作的深化。因为冷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解体,欧洲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也会逐步与欧洲认同。但是,这一进程在2007年突然中断了。欧盟对华态度的改变原因:近年来,欧洲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增多,国际竞争力下降;而中国逐渐发展壮大,欧洲感到不安。
从德法两国领导人的变更后的对华政策也能看出中德、中法关系变化。施罗德执政时期,中德关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很好。默克尔上台后便发生变化,其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其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她不仅是纠正施罗德时期外交政策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的倾向,更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制度的挑战。默克尔不顾中国反对,公开会见达赖喇嘛。萨科齐上台后把加强欧洲关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他战后出生,缺乏文化底蕴,不了解中法关系的历史传统,戴高乐的长远战略。只顾眼前,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表现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如在是否出席北京奥运,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等问题。又向中国做生意,赚钱,又要在政治和道义上教训人,表现出左右逢源,瞻前顾后的特点。与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的对华政策则比较积极。第一,英国从80年代起,在欧洲国家中率先进行了经济、社会改革。目前,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第二,与德国相比,中英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更强。第三,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倡导者,英国比欧洲大陆国家更加主张自由贸易,英国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因此,布朗说:中国和印度的收益并不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损失。这表明:欧洲国家对华政策实际与它们本国的状况有很大关系。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欧洲人越来越担心欧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削弱,担心经济由此陷入长期衰退,繁荣景象不再;同时,失业居高不下和移民大量涌入也触发了欧洲人对全球化进程产生非理性的抵触情绪。在欧洲的外交决策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动荡与人道主义危机,全球环境的恶化和气候变暖,艾滋病蔓延与毒品的泛滥,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欧洲人的生活方式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除了政治和外交层面外,欧洲人对全球化的外部世界的恐惧,才是“中国威胁论”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更深层原因。
从民调来看,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欧洲有所加强。2008年4月由哈里斯民调机构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欧盟成员国中,意大利有4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欧洲构成的威胁最大;而在2007年同一调查中,只有26%的受访者持有这种看法。法国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构成最大威胁,而2007年则为22%;德国有35%,2007年是18%;英国有27%,2007年是16%。欧洲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使欧洲人极为不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占领国际市场,并且快速地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甚至赢得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这成为欧洲各界普遍对中国抱有恐惧、疑虑甚至敌对情绪的基础。
由于欧洲福利制度陷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购买力下降、社会福利减少,民众的失落感和怨天尤人的心态日益严重;民族主义、排外情绪也随之上升。在抗议本国政府的同时,有不少人把怨气撒向外部世界。由于近年来中国商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不少欧洲人想当然地把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媒体上连篇累牍关于欧洲资本大量流入中国、中国使用廉价劳动力、人民币汇率过低、不重视保护环境、不尊重知识产权,以及大量中国移民进入法国的报道。西欧人还敌视外来移民(包括东欧:波兰管工),嫉妒排斥成功的外商:攻击、破坏华人商店(借口卫生、雇工、手续等理由)。奥运圣火在欧洲受阻事件也反映出:一些欧洲人支持藏独是嫉妒中国成就。尽管官方的说法冠冕堂皇:“意外事件、人权问题”,等。而网上博客往往表达心里话:黃祸论、反华舆论、欧洲中心论。也有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表现:例如,欧洲人在本国搞政教分离,反对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但支持西藏政教合一,看成异国情调,不顾中国人民和西藏农奴的感受。
应当指出,一般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有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基于欧洲的历史和经历,以自身的标准衡量其他文明,例如:民族国家理论和帝国崩溃论(罗马、奥斯曼、苏联,中国),,共产主义瓦解论(西欧、东欧、苏联,中国);欧洲发展模式典范论:西方社会制度基础:先推翻王权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保障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专制制度代表黑暗、落后,不可能促进社会进步;欧洲人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应效仿;欧洲或西方的社会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必然道路;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提出了另一种发展或社会模式,东方模式,亚细亚模式,中国模式,西方人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但欧洲面临危机,甚至有求于中国,这在欧洲形成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心理。所以,这应当被看作是东西方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和竞赛。当然,我们在看到欧洲反华势力的负面因素时,也应看到另一面的积极因素:一些欧洲政治家、学者、企业家批评反华宣传,指出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法国哲学家戴尔索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是否应该抵制与我们不一样的国家”的文章,对西方国家的价值普世主义进行了反思。
最近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欧洲也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欧洲人的高度重视。欧洲各国的态度似乎比美国布什政府更为积极和主动。批判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干预,这也符合欧洲社会模式的原则。此次面对金融危机,萨科齐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以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实际上为彰显法国的大国地位。他一反常态率先高呼彻底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推动“有序资本主义”的建立。他率先倡导召开欧盟峰会,拉着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一同访美,力促布什召开国际金融峰会。但许多国家对萨科齐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2008年11月7日的特别峰会上推出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蓝图”,针对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提前统一了立场。欧盟“蓝图”提出四点设想:一、对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行监管或监控。二、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三、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四、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和资金规模。
实际上,欧洲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并不一致,各有各的打算和做法。萨科齐曾主张欧元区要发挥“经济政府”的作用。这引起了非欧元区成员的不满,并威胁到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触犯了德国的利益和底线,因为按照德国模式成立的欧洲央行享有充分的独立性。萨科齐的意图遭到了德国的抵制。实际上,相比英国、德国相比,法国银行在放款方面相对保守,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抗力较强。法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国家干预的传统。因此,萨科齐口气很大。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接着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欧盟委员会预计,欧盟今年的增长率大约为1.4%。但明年欧盟增长率也只有0.2%。事实上,欧盟经济增长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进一步放缓部分国家甚至已经进入经济衰退期。法国、德国这两个欧盟经济大国在明年的增长率都将下降为零。至少还有5个欧盟国家将在明年出现经济负增长,其中:英国为-1%,爱尔兰为-0.9%,西班牙为-0.2%。预测明年欧洲国家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失业率也将急剧上升。欧洲经济将进入经济衰退。
欧洲政治和思想界对这场危机的后果有乐观和悲观两种估计:乐观的估计认为政府、欧盟大力干预,一两年后度过危机,并能建立起更加健康和完善的金融和经济机制;悲观的估计认为:今后几年,危机将长期延续,社会矛盾将加剧,极端势力上升(极右翼排外势力、极左翼社会革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社会不满和反抗将上升,国家之间矛盾会加剧甚至导致冲突或战争。欧洲人都还记得,第二次大战就是1929年经济危机,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引起法西斯崛起,导致世界大战。因此,今后的欧洲社会政治形势值得关注。
邝扬同志还围绕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欧洲观谈了看法。他认为,我们现在谈到的欧洲人的中国观,其实只是中国人眼中的欧洲人的中国观。而中国人是否有自己的主流认识,对欧洲的认识主要是来自民众、传媒、知识界还是对欧政策决策?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在外交和战略层面上,欧美关系影响了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成为重要的参考系。第二,欧洲的历史经验到底有那些对中国有启示作用。并且总结了3点对欧认识的视角,首先是中欧美之间的三角关系;其次是双方的经贸、利益关系;再次,还要注意地缘政治的因素,欧盟在世界舞台上,在欧洲将担当怎样的角色。
就这一问题,沈雁南研究员提出,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多层次的,每个层次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类型。但总的来说对社会和民众这一层次的欧洲把握不够,更多是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官方的认识,中国本着“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欧洲观,尽量避免和欧盟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大力发展经贸关系。这种轻文化重物质的实用主义欧洲观一方面给中国很多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日积月累也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冲突。随着中国的发展,欧盟的中国观也发生了变化,但欧洲人在逐渐丧失和中国讲条件谈政治的实力。同时随着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欧盟内部分化严重。但是欧洲打破区域经济隔阂,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经验是非常值得中国学习的。
田德文同志主张,要用一种大历史观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理解中欧之间的相互认知。从1783年马嘎尔尼访华开始中欧之间首次官方正式接触开始,中国和欧洲从就一直处于互相不理解的状态之下。西方在中国人眼中,开始是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但是当时中国的精英并没有一味的怨恨西方,反而向他们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买炮舰、办教育、到走共和、共产之路。最终中国人站了起来。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和欧洲仍然没能了解对方,中国认为欧洲的普世价值是虚伪的,而欧洲认为他们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中国。但最近几年中国的发展让欧洲失去了耐心,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接纳西方的价值体系,他们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如果说1783年时的乾隆皇帝是具有“天子”身份的“真神”,到1949年后毛泽东作为最高国家领导人身上也还具有某种“神性”,那么再到邓小平、胡锦涛这一代国家领导人,他们已经是作为和布什、萨科齐一样的普通、对等的国家首脑了。从这一点说,中国政治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并且也一直在变化,然而欧洲人却失去了耐心。不管怎样,一个与欧洲不同的中国是要崛起的,欧洲人在阵痛中接受这个现实。至于欧盟提出的建立经济北约,反而正好等于欧洲承认自己已经成为二流的国家。
就中国发展的问题,杨解朴同志对西方称中国为“开明的专制”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介绍。西方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决策很快的推行,但是较之印度却不如其民主。比如中国在对非洲援助时毫无条件的态度就是令欧洲无法忍受的,他们认为这样会令非洲国家在发展时选择中国模式,这样欧美发展模式将何去何从。
在会议激烈的讨论中,大家还对西藏事件、萨科奇的政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