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问题论坛综述
    
     开场白2003年6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问题论坛“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欧洲研究所“欧洲一体化与外部世界”课题组选题，院科研局与欧洲所联合承办，来自近30个研究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者就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对外关系等领域里的特性进行深入讨论和比较，同时对欧美关系的现状、特征和前景做出评估和展望。现将欧洲所课题组整理的会议综述摘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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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经济模式比较
    
    一、欧美经济模式存在结构性差别
     西方学者早就发现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差别，他们或者用“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法国人M·阿尔贝尔），或者用“股票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英国人R·多尔），或者用“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德国人A·缪勒 阿尔马克），或者用“放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美国人L·瑟罗），或者用“市场导向”（美英）、“政府导向”（日韩）和“协商导向”（北欧、德国）（英国人D·柯茨）来加以区分。
     素称为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的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1）私人公司拥有资本积累的决策权；（2）私人公司自由追逐短期利润目标；（3）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4）劳动者享受有限的法定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5）社会的主流观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以德国经济为代表的欧洲“莱茵模式”的主要特征是：（1）政治体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2）有组织的劳工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和地位；（3）社会的主流观念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基督教民主主义。
     二、欧美模式与经济增长
     经济模式与经济增长并无直接关联。按1990年不变价格的人均GDP计算，从1950年到1994年，美国从9573美元增至22569美元，增幅135%；日本从1873美元增至19505美元，增幅940%；德国从4281美元增至19097美元，增长了346%，美国并没有因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领先。即使以1973年为基准期，1973～1994年期间的美、德、日人均实际GDP增长分别为36%、46%和75%，美国也不见优势。只是在90年代后半叶，美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速才明显超过德日，这是因为美国大规模调动和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投资资本、有保障的资源市场，同时继续比欧洲早开始10～15年的经济结构调整。结果，美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升至就业人口的75～80%，而德国现仍停留在65%左右。
     如果用“时均”GDP（每个工时生产的GDP）衡量，90年代上半叶美国只居世界第九，排在它前面的8名，除了加拿大外，都是欧洲国家（比、法、荷、德、挪、瑞士和奥地利）。在以后几年里，情况也没发生大变化。欧洲人工作时间短（2002年德国人年均工作1557小时，日本人1803小时，美国人1904小时）、环境比较宽松、生活相对安逸，缺乏美国人那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也没有美国那种贫富悬殊现象。
     三、欧洲的选择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欧洲经济是否有能力和美国经济一争高下，而在于欧洲人选择怎样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这样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了欧洲人与其美国伙伴之间将有一种怎样的合作或竞争、乃至抗衡的关系？
     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危机发生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美国经济在90年代年均增长3～4%，而德国经济仅年均增长1.5～2.0%。欧洲模式（特别是德国模式）的相对弱势地位并非偶然。经济全球化正在侵蚀欧洲福利社会的基础。为留住本国资本、吸引外国资本，各国竞相降低税率，限制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14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公司税率平均已从1985年的46%降到了1999年的33%。个人的税率也在普遍下调，遏制了欧洲模式中通过高税收提供高福利的循环。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以及自由市场政策弱化了劳动的交易权利，让雇员承担失业和工作条件变化的风险，加剧了生活的不稳定感，而大多数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缺乏“弹性”，不喜欢这种没有稳定预期的生活方式。“社会伙伴协商关系”作为欧洲模式的支柱之一也出现松动。但欧洲模式并不会因此而全面美国化，原因不仅是欧洲模式更符合人性与理性，更由于欧洲正在通过进一步联合与改革完善自己的模式。虽有些改革多少带有新自由主义要素，但这并不表明欧洲正走向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也不意味着欧洲人会放弃自己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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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政治模式的异同
     及对世界的影响
    
    一、有无欧洲政治模式？
     自中世纪以后，欧洲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和“欧洲主义”两大政治文化特征。如今，欧洲仍然是“民族国家”的欧洲，同时正在将“欧洲主义”制度化为欧洲联盟。不断扩大并深化的欧洲联盟是兼有民族国家特性和超国家特性的独特的政治体。
     尽管欧洲各国在政党政治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欧美之间在根本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等方面大同小异，如政党的法律地位相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似，也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如左翼政党更倾向劳方，而右翼政党则更趋向资方），但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政治模式”已经存在，并正继续发展。最新公布的欧盟《新宪法草案》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称欧盟的民主保证“最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握有权力”，其价值取向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尊重理性”，其目标是“促进和平”，“保证欧洲公民的自由、安全和正义”，以及“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在高度竞争性和全面就业与社会进步之间寻求平衡”，是“尊重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在外部世界”推广并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互敬”、“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消除贫困和保护人权”、“严格遵守并发展国际法”，特别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美国宪法相比，这些表述更加强调人民的权力、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国际法准则。二、欧美政治模式的差异
     1郾政党组织。欧洲政党是自下而上的政治组织，政党领导人受党组织制约，有明确的党纲和较严密的纪律，有稳定的党员队伍和社会基础，尤以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最为突出。与此相比，美国政党没有完整的党内组织，党员无须交纳党费，党内没有具体的纲领和严格的纪律，只有少数的专职工作人员，在选举时期集中开展政治组织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干部党”和“选举党”。
     2郾选举制度。欧洲实行的是议会制。欧洲选民根据各党派施政纲领和他们对政党领袖的印象投票给不同党派，各党根据得票比例获得议会席位。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任命政府总理，并负责实施该党纲领。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美国选民通过选举人票直接选举总统个人，当选总统直接掌握行政权。所以，欧洲的选举制度，无论是“比例代表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瑞典等），还是“混合制”（法国、德国等国），都比美国的“简单多数”和“赢者通吃”的制度（英国制度介乎于美国和大陆欧洲之间）更具有代表性，后者虽效率较高，但常出现候选人未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就当选的情况（如2000年小布什以绝对少数票当选总统，1974年英国工党以较少的得票率获得议会较多席位）。
     此外，欧洲政党的组织参选方式也与美国有很大差异。欧洲政党的竞选活动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双重保护，竞选经费由政府拨付，经费来源必须公诸于众，国家保障相对公平的竞争，因此欧洲的选民通常各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活动。这些社团（或法团）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规则，讨价还价、协调利益、达成妥协，形成有欧洲特色的“社会伙伴关系”。在整个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不大。相反，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很多是毛遂自荐，经过个人的努力获得政党的支持。政党在竞选过程中主要靠竞选公司进行策划、安排筹资、组织竞选，实力雄厚的财团和智囊机构起很大的作用，政党本身只提供很少的经费。总统候选人难免不代表支持他的利益集团和财团的利益。这种制度模式不利于小党参选，结果，在美国（还有英国）政治和选举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有足够利益集团支持的大党。
     3郾政权结构。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欧洲政党同时获得了执政权、立法权和影响司法的权力，可根据本党纲领和社会基础的意愿执政，同时受到在野党监督。执政党领导人受到党纪制约，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不仅要对本党负责，还要与本党议员及党员保持良好关系。
     美国实行责任内阁，总统个人的权力大大超过欧洲的总统及总理，其权力基础不在国会。同时，美国也没有明确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总统掌握行政权，总统所属的政党握有一半立法权，落选的政党失去行政权，但仍参与立法，在掌握议会多数席位时可能对立法起主导作用。由于美国的政党缺乏日常政治行动能力，各种利益集团便十分活跃，通过游说直接影响立法和行政。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作为特殊政治体的出现，使欧美之间出现了另一个政权结构上的差别。欧盟成员国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性思考，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欧盟，同时在欧盟中共同享有超出民族国家的权力。欧盟在诸多政策领域享有或获得了特殊的职权，同时又在制度上保障欧盟内部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这种权力的转移与保持、权力使用原则和程序都是美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所没有经历、也难以理解的。
     4郾政府政策。鉴于上述情况，欧洲国家制定政策的程序也与美国有别。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欧洲民众和利益集团通过社会伙伴关系（劳工、资本、政府）影响政党，并通过政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在欧盟层面上，除了政党的活动以外，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各层政府的分权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斡旋和专业势力的影响也参与其间，使欧盟的政权结构十分复杂，也使利益集团的利益很难直接转变为政策。相反，美国的政党和党员对总统的政策制定并没有太多制约。美国的选民，包括利益集团，是通过影响国会来影响政府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和行政当局起到很大作用。
     三、欧美政治模式差异的内外影响
     与美国政治模式相比，欧洲的政治模式虽叠床架屋，十分烦琐，但却比美国模式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透明的政治程序，更完善的经济、社会、自然的平衡机制。而在美国，由于政党日常行动能力的软弱，选举制度的欠缺，总统行政能力的集中，利益集团能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欧盟（和成员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程序、在外交中所代表的内部利益以及代表的方式也与美国明显有别。首先，欧盟（和成员国）在国际社会中需代表欧洲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形象，其驱动力是多元的，利益是多重的，而美国在世界上扩张的驱动力则有可能是单一的，受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军工利益集团的驱使。第二，欧盟（和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主张经过了政党和利益集团、民族国家和欧盟等多方磨合，比较理性化，更具整体性，而美国的对外政策主张则政出白宫，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及其决策班底的个人偏好和权力意志。第三，出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历史经验，谈判、协商、集体决策已成为欧盟（和成员国）对外决策过程的主导方式，并以机制化为特征塑造并形成了与美国大相径庭的国际秩序观和战略观。其结果，欧美之间在区域集团化和国际合作、安全模式乃至人权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形成了明显不同的立场和政策取向，乃至发生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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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社会文化的异同
    
    一、美国与欧洲社会存在着结构性差别
     根据美国学者福山关于“社会市场”和“市场社会”的划分，欧洲的市场被包容在社会里，是“社会型市场”，美国的社会包容在市场里，是“市场型社会”。
     具体地讲，在欧洲国家中，人们通过各种“社团”或“法团”组织，通过制定规章制度、经过各种讨价还价和平等协商的程序，维护自身利益。有很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决策都需经“社会合作伙伴”的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实行，资本不可能片面地采取行动，各种市场要素，包括社会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在利益均衡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结果，政府较多地介入市场，也较多地干预个人生活。因此，欧洲的社会更加注重内部团结，劳工、资本和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内部的稳定，但不利于向外发展，也不利于外来移民的融入。在欧洲，外来移民往往被排除在“社会团结”结构之外。
     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政府虽也干预社会，但是干预的程度要低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具体表现在国家对于社会转移支付的力度大大低于欧洲，中央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开支仅仅占30%左右，而这个数字在德国和法国超过了50%，在高福利的瑞典则达到70～80%。由于美国社会没有“社会伙伴关系”，美国政府的社会开支基本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美国奉行“小政府”政策，让劳动者发挥“个人能力”，想办法照顾他们自己，因此，“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占据社会观念的主流。社会没有紧密团结的结构，但是却有很多发挥个人潜能的空间，从而有利于外来移民的融入。
     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也包括个人承担风险。“9·11事件”之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许多人的个人养老基金濒于破产或大大缩水。在美国社会中，支持政府海外扩张政策、希望扩张能带来美国股市复苏的要求甚嚣尘上。而欧洲公民因为主要依靠社会和政府获得他们的生活保障，所以倾向于需要和平稳定，而不是武力扩张。加上欧美媒体的不同作用，结果，当70%左右的美国人支持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欧洲有80～90%的民众坚决表达了反战愿望。
     二、社会组织和宗教团体在欧美社会里的不同作用
     欧美社会上述结构性差别导致了社会组织在欧美社会的不同作用。在欧洲，政党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美国正相反，教会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政党的主要功能只是选举。欧洲民众通过组成众多的政治团体及政党来影响政治。美国人很重视环保，但却没有绿党，人民对于环保的要求主要通过教会来表达。在欧洲，政府通过税收，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让它们提供补充社会服务；在美国，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就给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欧美宗教本来同属基督教体系，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其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政府对教会进行严格的规范，将教会纳入政府的直接管理体系，不仅通过税收资助教会，而且主张教会的联合，提倡普世主义。由于欧洲的社会行政和服务体系完善，教会的社会作用受到局限，基本上没有形成竞争性的宗教市场。美国的情况不同。由于“小政府”很少干预社会，大量社会服务工作就成了宗教团体竞争的对象，使美国的宗教服务迅速发展起来，宗教市场竞争激烈。70%的美国人自称是某种宗教的正式成员，定期参加礼拜活动的美国人有57%，这在英国和瑞典只是10%，在法国和德国是15%，在意大利是20%，在以色列也不过25%。除一般宗教外，美国还有大量膜拜团体、新兴宗教，各个教会都标新立异、标榜独立。
     对于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教会的功能无所不包，相当于社区中心、活动中心、娱乐中心、思想教育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大本营等等，解决移民问题、预防犯罪、种族问题等所有在欧洲要由国家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教会是掌握捐款数额最多的非政府组织，教会的志愿者每年服务上亿个小时。美国教会人员用90%的时间从事社区服务和慈善工作，以此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获得强大的动员力，使得国会议员必须考虑信徒选民的意见。由于美国实行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所有移民都有自己的教会，从中找到归属感，没有参加教会就是被边缘化，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
     在完整而团结的欧洲社会中，教会或教派的成立需政府认可，是体制内的一部分。在对外关系方面，教会可作为跨国慈善机构，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在松散的美国社会中，宗教团体不仅获得巨大势力，而且通过教徒影响选举、制约政治和政客。宗教团体在美国国会设有办公室，美国政客在竞选时竞相讨好教会和信徒。美国宗教界关心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军控、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都可以讨价还价，唯独在人权和宗教信仰问题上要遵循议员和他们的选民的意志。美国的宗教团体还干涉外交。1998年国会在议员的压力下通过了《宗教自由法案》，成立了“宗教自由办公室”，设立了“宗教自由大使”，对世界各国宗教自由情况进行审核和评估，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国会和总统要做出回应，决定如何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关系。
     从文化模式的比较来看，欧洲文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虽也提“文化的融合”，但是其核心政策是发扬和尊重语言及文化的个性、保护其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等。而美国虽以“大熔炉”而著称，但其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教文化”，其他少数族裔的语言和文化则处于边缘和被同化的地位。这种不同的文化观折射到对世界文明及文化的看法上，便出现美国主要强调用以它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去“改造”其他的文明，而欧洲各国主要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和对话、保护文化的多元和多样。
     三、欧美在人权与法制方面的差异
     在人权观、人权法方面欧美之间有很多共性，但也存在明显分歧。欧洲的人权理论更加丰富、深刻，人权组织和人权运动的声势势力更大，人权保障机制更加完善。美国没有丰富的人权文献，其民权法更多的强调个人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很少涉及社会经济权利。在观念方面，美国崇尚自由竞争，欧洲更加重视社会公正和人文传统。欧洲已废除死刑，而美国很多州还保留死刑。
     在机制方面，欧洲设有跨国性人权法院即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宪章还规定个人有控告国家的权利，美国则没有这种机制，反对个人控告政府。在将国际人权法转化成国内法的问题上美国非常消极，在《儿童人权公约》这类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法案时，美国借口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州政府的管辖权，拒绝批准儿童人权公约。在人权保护的国际化方面，欧洲国家在进行了欧盟层面相关立法的基础上，积极地推动国际性机制和司法机构的建立；美国则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欧美在国际法上存在不少共性。目前的国际法体系是欧美主导制定的，美国在制定国际法方面十分积极。美国虽热衷于制定法律，但对执行法律却十分消极。热衷于制定法律主要是为了争取国际规则有利于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当美国认为国际法对它的行为产生了束缚时，就撇开国际法，仰仗实力、我行我素。欧洲是由一些中等国家组成的，只有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才能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它虽然还没有强大到完全置国际法和联合国于不顾的地步，但是由于世界力量的失衡，美国认为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强力，因此日趋独断独行，从而引起欧洲和世界舆论对美国不断增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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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安全观及安全战略比较
    
    一、根本利益之差
     现由15国所组成的欧盟总人口3.75亿，居世界第三；在明年东扩后人口将达4.5亿。15国的GDP总和已超美国，名列世界第一。欧盟成了不可忽视的经济巨人。欧盟出口总量（含内部贸易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9.9%，进口总量（含内部贸易量）占世界进口总量的59.6%，都是世界第一。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量有20.1%和19.5%发生在欧盟内部。这说明欧盟对内的依存度大于对美、日等。欧盟经济具有强大的内部协调力和内在动力。
     相对于欧洲，美国经济更具扩张性。在全球2.8万种核心技术中，美国掌握1.8万种，占世界总量64.2%。收回技术投入和维持技术优势的双重压力不断增加美国扩充外部市场的需求。1999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美国的239家跨国公司几乎占了一半，它分布在全球的经济网络几乎无孔不入。保护这张网络的安全是美国安全利益之所在，保护并协助它们继续扩张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天然组成部分。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有效需求短缺的世界上，美国消费了世界资源的40%，能源近30%。美国就业人员80%不从事物质生产。去年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合计不足GDP的25%。美国从金融领域获取的收益超过GDP的50%。去年全世界的GDP只有40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债务累计却高达31.6万亿美元。每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都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美国需要消费的一切物资的来源安全，保护美国商品自由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美国的安全观与保护上述利益的现实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欧盟在经济总量上虽超过美国，但由于这两个经济体各自控制的跨国公司数目和核心技术的数量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依赖、扩充外部消费市场的程度与需求各不相同，要求自由出入他国市场的愿望在程度上根本不同。内在动力和内部协调力使欧盟积极推动东扩和南下，扩大欧盟的经济生存空间。同时，由于欧盟经济结构有别于美国，所以在增长模式上选择了经济、社会自然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方略。与此相适应，欧盟注重各个层次上的秩序与均衡。由于欧盟的生存不需要以世界的不均衡发展为前提，因此欧盟对世界安全的要求与美国有很大不同。
     欧元的问世直接挑战了美元的绝对信誉。美元一旦丧失在全球的绝对信誉，将很难保障每天必需的十亿美元净流入量。在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欧美关系与欧美矛盾的最好象征。
     二、欧、美安全战略的差异
     欧、美安全观及安全模式的差异可概括如下：
     ———强调机制化是欧洲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模式。它表现为：在欧洲范围内，采用扩大安全圈的办法，靠一体化机制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具体办法是：欧盟要求有入盟愿望的国家都要和周边国家签定和平条约，否则不予考虑。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所主张的机制化表现为建立国际体系，展开双边和多边对话，强调联合国是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
     ———对美国而言，安全的主体是国家，不是地区的集体安全。实现国家安全的最好途径不是谈判和条约，而是暴力手段和军事优势。美国还有一种别国没有的危机观和使命观。例如冷战后，美国采取了主动寻找敌人和对手的态度。
     不同的安全观与其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生存环境等有关。欧洲的安全观和安全机制深深刻上了欧洲一体化模式的烙印。典型的案例是欧共体用一体化的办法解决了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宿敌的百年恩怨。因此，欧洲安全观的具有以下特征：（1）突出地区安全。以共同安全取代了国家安全。（2）采用协商、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安全问题。（3）多边主义的传统。
     当欧洲借助一体化建立集体安全时，美国则利用冷战，强化国家安全概念，提高并强化了军事技术；扩大了美国对世界各地安全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欧洲人关心的核心问题和美国人大不相同。英国人的精力集中在如何建立“国际社会”及其规则。德国人最关心的则是和平问题和冲突解决机制。
     欧洲希望用市场的手段、非武力的手段获取资源。欧洲的合作主义要保护的既是欧洲的利益，也是欧洲的特性。欧洲有殖民主义的传统，有海外贸易市场的利益，有历史文化的纽带，有多种维护利益的工具，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因此不需要、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掠夺或征服。
     三、欧、美战略目标的现实演变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在全球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应扮演看护人的角色。在塑造世界秩序中，欧、美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可共同分担责任、分享权力。欧洲乐于承认美国可以平衡地区关系的作用，以便吸收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大家庭的管理。因此，欧盟的战略目标是：在塑造世界新秩序过程中和美国分享战略力量。
     由于美国在军事技术上极度膨胀，科索沃战争后，它不再认为欧盟是能够和它平起平坐的伙伴。随后，这种看法又演化为不以盟国的支持或配合为美国采取国际行动的条件。保持在欧洲的永久参与、确保对北约的主导地位、美国利益至上、用单边主义取代合作等，成了美国最新目标的总概括。
     对伊拉克的“战”与“和”，欧美矛盾表面化。欧盟明显感到，没有军事干预能力为后盾，欧盟就没有自主外交可言。原欧共体的核心国家再次组成武装欧洲的核心。以缩短欧盟与美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差距为目标，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机构协调武器装备的生产；增加军事研发费用；启动军用运输机和欧洲战斗机的生产项目；在不依靠“北约”的情况下，第一次独自完成了派遣欧盟维和部队去非洲的任务；重新启动欧洲的卫星定位系统“伽利略”等。欧洲正将冷战后的分享战略调整为更为积极的争取平等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供稿执笔人：周弘、裘元伦、陈志瑞、刘立群、王立强、张健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