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去世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在所里遇到了沈雁南老师，他表情凝重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一个月前，沈老师说过一陈子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下陈先生，那时他已经住院了，状态不太好。结果还未能成行，已人去楼空。

说起我和陈先生的交情，浅之又浅。几年前去他家中探望过一次，后来在所里见过两次，听过他一次课。此外都是神交了——他老人家是作者，我是读者。和陈先生交谈的数量可能还不及跟他夫人资老师多。

但是陈先生给我的印象，却是既厚且深。陈先生到哪里都会谈启蒙，我有幸跟他面对面交谈的两次无例外也是谈启蒙。学欧洲史出身的我，对启蒙时代并不陌生，但陈先生讲启蒙却令我如饮美酒，如坐春风。也许，讲什么内容并不那么重要，而是那样一张脸庞，那样一种声调，映衬着那样的人生阅历和人格操守，启蒙讲起来便格外的真实、格外的亲切。

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并没有很多机会与上上辈的大师们零距离接触，而我接触过的了了几位，却总是能给我以极大的启迪。也许这就是那一代学人的魅力。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或许有四位：刘家和、陈乐民、何兆武、资中筠。我与他们交往都不算多，也就从每人那里学到了一两句话而已：在刘家和先生那里，我懂得了比较历史的魅力，古典时代的中国、欧洲、西亚、北非、埃及和印度，经刘先生几句指点便贯通了，一幅世界文明史的壮美画卷历历在目。何兆武先生那里我听到的也是启蒙，何先生的人与他的书风格不同，他戴着棒球帽，感性地仰起头，目视远方，似无睹物，慨叹道：“启蒙运动那代人很幸福……”。资中筠先生更加政治学，我从她那里听到的是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时时处处都会想起她的话：“美国媒体和政府的良心使美国走出了那个时代”。而陈先生，我也只记得一句，就是许多人都记得的那句：“要启蒙，不要运动”。

其实，这世界的道理有时候只需要那么一句话点透。今天的学术论文（包括我自己的）变得越来越长、越尖端、越深奥，可是对人心的穿透力总也不如那样淡淡的一句话。

中国需要启蒙。每天报纸电视上的各种社会新闻，每次在网上发贴争论，每次看到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每天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都会让我更深地感到，这个社会需要启蒙。然而，可悲的是，中国的启蒙之路并不平坦。从19世纪末以来，一代代的启蒙者和伪启蒙者在中国的大地上呼喊与实践，然而启蒙始终未能扎下根来，只带来了接连不断的革命和运动。运动过去后，人还是原来的人，文化还是原来的文化。正因为此，顾准才痛感中国应该从理性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因为担心理性主义再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可是今天的中国，还有谁屑于再谈启蒙。回顾历史，我们的启蒙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每想及此，陈先生的“要启蒙，不要运动”便跃然耳畔。

具有启蒙情怀的一代人渐渐的都将逝去了，但愿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人格没有一起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