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介文人，前半辈子玩的都是文事儿。自打去年正式开始拜师习武以来，忽然有了不同的世界观。现在无论身在何处，闲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周围的人，当然，是从一个假想敌的视角：从他们的站姿来寻找最佳的攻击角度，从他们肢体关节的活动规律来发现其弱点和破绽。以前和别人发生摩擦之时，总是热血上涌，情绪激动。现在明白激动只会带来盲目和漏洞，如果今天再与别人发生冲突，一定会保持高度的清醒和戒备。当然，真正的练武人是不允许轻易与别人手脚相见的，这是个武德问题。
武术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被人们称作“国术”。因而其中必然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特质。武术产生于实战，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实战。如果只能用来伴舞、下酒、附庸风雅，那与戏子评书差不多，也就不成其为武术了。用师傅张国森先生的话讲，“武术就是打人的技术”，并且决不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之术，而是一招制敌、致人死伤之术。练武人一旦与人动手，那就决不能存半点妇人之仁和优柔之念，而是要干脆利落，迅速解决问题。然而，武术又不仅仅是“打人之术”。从达摩老祖、岳武穆，到戚继光、霍元甲，武术从来都不只是技击之术，而是承载了健体、修身、养生乃至安邦定国、抵御外侮和民族自强等诸多功能，更遑论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文人的笔下，武术总被附加几多浪漫色彩和玄奥特征。从《左传》、《史记》中的“侠”或“游侠”，到《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对武林的文学化描述，从现代武侠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个神秘而虚幻的“江湖”，到电视剧《李小龙传奇》和电影《叶问》等所掀起的新一轮崇武时尚，其魅力都在于将武术和武林提升到了一个文化的高度，并且将武术和武林放在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中进行拷问和反省，或庄或谐，俱在技击之外得之。相反，如果只是“打”，就不会成为一门高深的艺术。
而与武术有关所有的文化现象，都集中体现在“武德”两个字上，武德的核心就是“打”的条件和“打”的方式。武术是为了打人，为了取胜，这是第一层境界。可是习武之人又必须超越这个层次：有所“打”有所“不打”，这样“打”而不那样“打”，至于打的方式也可以进化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这便是第二层。再高一个层次，便是“不打”。“不射之射”、“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德服人”、“文以化之”，这都体现了第三个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的武学。其根本原因在于武力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而且历史的逻辑也证明了武力并不是最强大最安全的力量。政治的发展最终将暴力的特权集中委托给政府和法律。武，便成了一种艺术和修养。
因而，在习武的初级阶段，都必须要寻找假想敌。时时处处假设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在内心对可能发生的战斗进行模拟和演练，这有利于武术知识和实战技巧的巩固和提高，防止自己受到袭击者先发制人的伤害。而一位素养深厚的武林高手不再需要这种假想，因为他的实力足以应对通常的挑战，而他的威严气势也足以威慑潜在的袭击者。其实民族国家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羽翼未丰之际都会夸大来自其它国家的威胁，通过寻找外部环境中的假想敌来强化内部认同、提高自信心。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波高似一波，对象从美国、日本转到欧洲（包括几乎整个发达世界），也是这个道理，这是自然而合理的现象。然而一个国家要强大，又必须要跳出这一层次，正如一位武学高人自不必每天与身边来来往往的黔首众生暗自较劲。中国要强大，断断不能局限于愤青式的敏感排外心理之中。从长远看，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的前途不利。
其实不止是武学，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都强调一种包容和妥协，极少小肚鸡肠式的绝对主义色彩。希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或者如他们自己喜欢的身份——爱国主义者们，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体会、咂摸出中国文化博大高深的玄机，竖立起一种宽厚、容人，不拘泥于一时一势，不计较一得一失，志存高远，不计细耻的世界观。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以称雄世界，才可以拥有强过美国所谓“软力量”、“巧力量（smart power）”的真正的实力。
我个人，呵呵，也要勤于练功，早日超越初级阶段，成为藏而不露的武林高手，不过这事替我保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