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章

　　2024年中，以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为由，法国总统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提前进行立法选举。选举后，议会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中间派、左翼联盟和极右翼无一占据绝对多数席位，被迫联合组阁。然而各派难以就重要议题达成一致，组阁之路十分艰难。此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陷入了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政局动荡导致政府难以通过必要的改革——一改革民众就上街游行，反对派就启动弹劾，政治和社会领域都高度分裂，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陷入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罕见的政治危机，“难治理”“无法治理”等词汇频现于法国与国际媒体头条。

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执法人员在抗议活动现场执勤。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法国是如何陷入当今之“不可治理”困境的？持续的政治动荡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所独有的吗？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法国当代政治史和思想史大家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的巨著《治理法国》（Gouverner la France）中找到答案。该书出版于2022年，是维诺克三本重要作品及一些学术文章的合集，其中核心作品是其成名作（《法兰西狂热：1871—1968年的重大政治危机》(La Fièvre hexagonale : les grandes crises politiques, 1871–1968)。这部著作详尽梳理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的重大政治危机，于盘根错节的历史纵深中挖掘法国“不可治理”的根源。维诺克指出：“历史上法国反复出现政治危机，分裂的时间多于团结。”从1871到1968年，“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和国共经历了8次重大政治危机，平均每12年一次，这足以证明法国政治的不稳定……”“法兰西狂热是法国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常态”。 

《治理法国》（Gouverner la France）

作者  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当今的危机并非偶发，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2024年《回声报》就法国政坛乱象专访维诺克时指出：“法国往往缺乏历史记忆，容易把当下的政治现象误视作前所未有的危机。从2017年马克龙意外当选总统到后期国民议会走向失控，舆论一度从（对马克龙）过度期待转向夸大危机。然而跟随维诺克的脚步，把历史拉长，便会发现，类似的政治分裂与冲突并非个案，而是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反复出现。”即便在当今，法国社会也以动辄罢工游行而闻名于世。“那么，法国何以如此深陷分裂，如此有规律地燃起叛乱的烽火？”维诺克在《治理法国》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该问题，并给出了如下答案。 

　　一、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造就的激进政治文化 

　　维诺克认为，法国政治动荡的首要根源在于由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激进”政治文化，即法国人容易在观念、理念上形成截然对立乃至对抗的立场，缺乏协商和妥协精神。他指出，“理解法国分裂的头把钥匙，在于由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共同缔造的文化遗产——不相容、对立乃至最终走向对抗”。在旧制度时期，天主教会与法国王权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共同压制其他宗教，确立了天主教的垄断地位。维诺克的观察是十分客观的，历史上天主教会确实不断以“异端邪说”之名镇压、迫害其他宗教，这是存在于天主教欧洲的普遍现象。但法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绝对君主制的加持下，王权强加了信仰的唯一性。在“一个国王、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理念下，法王将宗教信仰视作国家统一的前提而强制统一。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维诺克将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了对比，指出新教兴起后，西欧和北欧的许多国家逐步经由宗教改革承认了新教，走向宗教多元主义，进而发展出多元政治。法国则坚持宗教大一统，持续打压异教徒，最终走向了和英国等国截然相反的道路——政治激进与狂热。这是因为宗教桎梏在长期助长顺从意识的同时，也催生了其反面——激烈的反抗精神：“为对抗等级森严的教会，（法国）发展出了在新教国家闻所未闻的反教权主义。可以说，由于缺乏宗教改革，法国便爆发了一场‘大革命’。” 

　　按照维诺克的观点，未竟的宗教革命最终以政治革命的形式爆发，但是革命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并未摧毁旧思维，尽管不信教者与日俱增，但“宗教不宽容”持续作祟。维诺克援引19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的话指出，“作为现代国家中的唯一例外，法国在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之前，尚未完成宗教革命”。其结果便是“一些不再信教的人还保持着信教的秉性，走上了政治怀疑和不宽容的极端，就像过去的宗教不宽容一样”（188）。换言之，宗教战争时期形成的排他性思维，被带入大革命，从宗教不宽容摇身变为政治不宽容，非黑即白的对立模式继续主导着法国人的价值判断。 

　　所以大革命没有终结旧制度下“排斥异己”的传统，反而强化了它。法国社会日趋激进，政治和观念分歧往往被视作善与恶、对与错的根本性对立而不容协商，宽容和妥协意味着“软弱”或“背叛”，这一逻辑使法国在政治文化上呈现出教条主义倾向，即经验性的协商往往让位于原则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形成非此即彼、黑白对立的格局，缺乏起缓冲作用的中间地带，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维诺克指出，上述分裂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期，“革命的法国”和“反革命的法国”的撕裂与尖锐对立长期存在，不可调和。尤其是在第三共和国初期，“革命”与“天主教会”始终势不两立，“天主教坚持其作为国教享有特权”，“面对固守传统、拒绝宽容的天主教，革命思想在共和的形式下也采取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所赋予的不妥协形式”（289）。这种立场导致共和国“在成为世俗国家时，不像我们今天惯常理解的那样，在自由竞争的教会、信仰和哲学之间扮演中立角色”，而是通过构建自己的社团、联盟、仪式和争夺教育阵地等方式将“世俗主义”变成了“新国教”。这里，维诺克以“新国教”的比喻表达了对共和派的批评。在他看来，共和派像天主教会一样不宽容，它对天主教的围剿和将科学与理性树为唯一“真理”的做法本质上和天主教没有区别：天主教追求信仰的统一，共和派则追求对理性的绝对共识。“妥协的想法被证明既不够天主教，也不够共和。于是……危机便成为正常的调节过程。因谈判缺失而无法实现之事经由公众的激昂就变得可能。”（294） 

　　维诺克的深刻洞见在于，他将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史看作一场未竟的内战，由于宽容精神的缺失，共和派和保皇派都将自己视作唯一真理而反复较量，当共和派利用国家机器强推世俗化时，其激进立场便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一旦国家遭遇战败、经济崩溃、殖民地独立等“挫折”，对手便抓住机会反攻倒算，指出这是背叛上帝、抛弃传统的后果。他指出，在法国，政治冲突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宗教和戏剧色彩。法国人始终在为“原则”而战，即便是争夺物质利益，也要上升到价值观和世界观高度，进而强化了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对手的道德审判(291页之后)。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法国的政治风格深受文人影响，喜欢将抽象的理念和普遍性命题放在“现实的解决方案”之上，导致政治生活常常以戏剧般夸张的、旨在渲染冲突、煽动对立的方式表达，从大革命时期的激情演讲到20世纪的煽情性动员，再到随时爆发的游行示威，莫不如是。英国较早地通过制度性安排承认了宗教和政治的多样性，政治冲突逐步被议会协商和温和改革所吸纳，法国则由于妥协精神的缺失而易使政治冲突以政变、革命等方式爆发。维诺克认为这是法国的民族气质，戴高乐将军也指出，“法国人只在革命中改革”（152）。 

　　在维诺克看来，广义上的“宗教战争”甚至超越阶级斗争，成为法国社会最持久和深远的分裂因素。尽管阶级斗争在19世纪的法国十分激烈甚至血腥，但在对法国人思维方式的塑造上，阶级斗争远非宗教战争可比。维诺克指出，自1877年5月16日的政治危机以来，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造成法国政治危机的主要因素。 

　　任何现象都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维诺克也表示，意识形态对立不足以全面阐释法国激进政治文化和政治动荡的形成，进而从对法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补充了另外的观察。他指出，法国长期存在“国家强大”但“社会松散、缺乏凝聚力”的特点。一方面，在漫长的中央集权传统下，国家的权威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法国长期以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为主，直到20世纪30年代，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社会结构长期停留在前工业时期，高度分散化、原子化，“分裂成数百万孤立的个体”，工会、地方性组织等中间团体发育不足，薄弱乏力，政治冲突在难以找到协商和缓冲出口的情况下，容易演变为高烈度的对抗。而个人长期独自面对国家，形成了既依赖又反抗的矛盾心态，进而造成政治危机的不断反复。 

　　二、强人政治传统 

　　维诺克进一步指出，反复出现的政治危机为“超人”登上权力舞台创造了条件，催生了所谓的“强人政治”。在频繁发作的政治危机和治理失灵面前，法国人养成了求助“救世主”“天降伟人”来走出危机的习惯，这种现象在法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家喻户晓的拿破仑和戴高乐就是典型案例。此外还有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尽管这位将军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在法国近代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拿破仑在18世纪末大革命的极端混乱中崛起，以铁腕终结长期的政治与社会动荡，恢复了秩序；布朗热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分裂乱象中以“人民英雄”的姿态和超越党派之争的仲裁人形象出现，试图通过解散议会和修宪来调和左右两翼，推翻腐朽软弱的议会制度，结束政治僵局；戴高乐则在阿尔及利亚危机即将引发内战的危急时刻出山，不仅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且借机摧毁党争不断、软弱无力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建立第五共和国，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稳定。 

　　维诺克指出，这种求助救世主的心态同时蕴含着巨大的悖论和风险。“强人”往往被寄予过高期望，给予过大权力，进而注定成为舆论的靶子，被放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下检视。人们一方面期望强人像神明一般“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担心他权力过大，缺乏制衡，因此对他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这就是法国人的悖论——对“强人”寄予厚望的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赋予其权力的同时又因担心失控而否认其权力行使。维诺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强人政治本质上是将国家意志与权力合法性寄托于领袖个人，是对权力的高度个人化和绝对化，进而必然导致问责的个人化和绝对化。换言之，当民众将所有期待都“押宝”在个人身上时，“个人”必然会成为非议和不满的中心，并独自承担风险，为所有的决策后果买单，严重时甚至遭到否定和抛弃。正如维诺克指出的，彼此分裂的法国人期待“救世主式人物”的出现，而这样的人物一旦真正登场，他们又把他赶走。这一幕在法国历史上不断上演：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后，迅速跌下神坛，人们对他的崇拜顷刻间变成“穷兵黩武”的指责；布朗热在关键时刻表现软弱、以逃亡收场时，他的“人民英雄”形象瞬间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懦夫”和“政治骗子”；当戴高乐的权威与战后一代人的多元诉求发生剧烈碰撞时，这位曾两次挽救共和国于危亡之际的伟大领袖也未能逃脱被抛弃的命运。维诺克发明了一个概念“无政府式波拿巴主义”（anarcho-bonapartisme），来概括这种既渴望权威又不断质疑和反抗它的复杂心理，其中“波拿巴主义”指对超越党派之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个人英雄的期待；“无政府”则指对权威的天然怀疑和抵制。强人政治的个人化色彩使法国的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的“随机性”，终因缺乏坚实的制度性共识而导致危机如钟摆一般反复发作。 

　　维诺克对法国近一个世纪政治生活的犀利观察迄今仍具有解释力，它有助于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历史纵深处为眼下困扰法国的政治动荡寻找根源。正如维诺克总结的，“自宗教战争以来，法国人已习惯于消灭、根除或征服对手”（291），源自宗教战争的“不宽容”在大革命的锻造下，逐步渗入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基因，此后尽管法国逐步实现了民主与共和，但追求“绝对真理”“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并未退场，它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活。维诺克还不断将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英国，以英国政治制度的稳健和成熟来反衬法国的“幼稚”与激进。他指出，英国较早地经由宗教革命实现了以两党轮流执政为代表的议会制民主；而法国迟至1981年左翼上台，才真正实现权力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平稳更替，跟以往经由政变或革命等激进方式“改朝换代”的做法拉开距离，这意味着法国正逐步走出长达两个世纪的“对立”逻辑。不过他同时指出，尽管迈出了上述一步，但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底色并未彻底消退，法国人动辄罢工等行为就是证明。他认为，“法国人只有学会尊重对手，而不是执着于消灭彼此，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三、历史遗产的当代投射 

　　2024年以来法国政坛的持续动荡显示，维诺克所揭示的法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依然顽固地发挥着作用。首先是“强人政治”：2017年，马克龙正是以一种“天降强人”的姿态崛起于传统政党崩塌后的政治废墟，他打出“非左非右”的旗号，誓言突破机械的阵营对立，带领法国走向复兴，可谓完美契合了选民的期望；他年轻气盛、充满激情，在选战中慷慨陈词，亦符合人们对“救世主”的想象。然而他也同历史上的其他强人一样，注定难以摆脱“强人”的宿命：当他频繁动用宪法特殊条款强推改革时，“救世主”形象迅速变为“独裁者”；其民意支持率持续下降，不断跌破第五共和国的最低记录；在3月份的市政选举中，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更是遭遇惨败。选民之所以抛弃这位被他们戏称为“朱庇特”的总统，不仅是出于观念和理念分歧，更出于对权威的失望与怀疑。马克龙的遭遇再次印证了维诺克所谓的“无政府式波拿巴主义”，法国也再次陷入“呼唤强人”—“反抗权威”—“抛弃强人”的历史宿命。 

　　其次是“不妥协”传统。马克龙于2024年冲动地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场“政治豪赌”径直撞上了深刻在法国政治文化基因中的“不妥协”南墙。选举后议会内形成了高度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客观上要求进行跨党派的组阁。然而，从联合政府难产到新政府屡被推翻，法国政坛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将“拒不妥协”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议会党派林立且左右两种极端立场盛行，难以达成基本共识，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改革面前，反对派毫不让步、动辄弹劾政府，这种极端做法可谓第三和第四共和国频繁倒阁的翻版。由此可见，尽管第五共和国试图通过加强总统权力来结束政治动荡，但当前的乱局表明，法兰西政治文化中的对抗基因——被维诺克称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性扭转。不少精英呼吁借鉴英国或德国的务实协商与合作模式，从国家大局出发，放弃非此即彼的争斗。但法国人对旷日持久的协商既没有耐心，往往还嗤之以鼻——在法国的传统中，妥协常常等同于“懦弱”甚至“背叛”。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极化、民粹主义势力持续攀升的背景下，要求习惯了“革命式”激情的法兰西民族转而拥抱理性协商，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包括维诺克在内的有识之士仍指出，建立稳健、成熟的协商式民主是摆脱“不可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 

　　维诺克在《治理法国》一书中还提到左翼的分裂，暗示一盘散沙的左翼也是法国不可治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左翼由多个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的政治派别构成，历史上便一直四分五裂，尽管占到人口的一半，但从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尽管今天的左翼在构成上已经发生变化，但这种异质性依然清晰可见。维诺克观察到“左翼只在防守时才能联合，一旦执政就各执一词，无法就观念理念达成妥协”。这一观察在当下依然有效。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面对极右翼可能上台执政的威胁，左翼各派迅速联合起来予以阻击；然而一旦选举结束、进入组阁与施政阶段，左翼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便迅速显现，联盟随之分崩离析。这种状况在1930年代的人民阵线时期就曾出现，当时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与代表工薪阶层的社会党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和经济路线分歧。分歧导致左翼虽有执政的民意基础，却缺乏实际执政能力。今天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虽然激进党已不复存在，但新左翼联盟内的各派别——以极左翼“不屈法国”为代表的激进民粹主义、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温和社民主义以及以绿党为代表的生态主义之间的裂痕，无异于当年左翼内部对立的现代变体。 

　　目前法国社会对如何走出“不可治理”困境有诸多讨论，包括改变选举方式，适当引入比例代表；借鉴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经验，转向议会协商式民主等，但协商式民主的前提是放弃“对抗政治”，学习妥协与合作，从欧洲各国的经验来看，这一转型将十分漫长。 　　  

　　作者简介：彭姝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暨法语学习微信公众号，202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