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文章

　　当前大国博弈与地缘经济竞争加剧，民粹主义与泛安全化叙事甚嚣尘上，丛林法则有卷土重来之势，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面临严重挑战。在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的背景下，我国对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新形势下，中国和欧盟作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的捍卫者，自由、公平和可持续贸易的受益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国际法治的推动者，有能力、也应有信心通过对话和谈判，求同存异，推进双边、诸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法律机制，为世贸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为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和增长点，为国际社会提供亟须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发展机遇。

　　欧盟关于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应对：经济安全战略与竞争力指南

　

　　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为逆全球化推波助澜，欧盟也处于加速应对、调整与变革之中。近年来，欧盟在以世贸组织法为核心的贸易防御规则之外，推出一系列涉及经济安全与竞争力的单边立法，通过扩大双边与区域自由贸易网络大力推进供应链多元化，提出灵活性的WTO改革最新方案。欧盟对外经贸政策和规则正在加速转型，以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经贸政策为代表，正在形成以“经济安全”“对等开放”“供应链安全与多元化”“竞争力重塑”为特征的全新欧盟对外经济法体系。

　　自2016年欧盟修订反倾销基础条例处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来，在美国全球贸易战、俄乌冲突等背景下，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涉外经贸立法。从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外国补贴条例》（FSR）、《国际采购工具》（IPI）、《反经济胁迫工具》（ACI），到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首份《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并拟引入对外投资管制、出口控制、两用技术研发支持、科研安全等工具，这些新的欧盟单边措施远远超出WTO框架的规制范围。另外，欧盟还制定《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指令》（供应链安全法）以引入强制性的公司尽责义务，推动人权、环保规则与贸易挂钩。2025年底，美国驻欧盟大使在FT金融时报上发文称，欧盟应该废除《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责指令》。

　　欧盟新的产业政策已初见端倪。2025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竞争力指南》，拟通过缩小创新差距、经济脱碳和减少对外依赖，提升欧盟产业竞争力。根据该指南，在缩小创新差距方面，欧盟在2025年5月制定“初创和成长型企业战略”以促进创业友好环境，通过人工智能战略加速AI技术应用，通过简化法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出“第28套法律体系”以推动跨国企业适用统一规则。在经济脱碳方面，欧盟提出“清洁产业政策”促进高能耗企业向低碳转型，为化工、钢铁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制定行动计划，制定可负担能源行动计划以降低能源成本。在减少对外依赖方面，欧盟进一步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包括拟修订《公共采购指令》以引入“欧洲优先”规则，大力推进贸易协定网络，与南非等国磋商新的《清洁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2025年12月，欧盟提出加强版的经济安全战略，将产业政策与经济安全战略相融合。欧盟拟在强化实施和改进现行工具之外，引入一系列措施以充实其经济安全工具箱，例如，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以推动“欧盟制造”，修订《网络安全法案》以限制所谓高风险的第三国供应商，实施《关键原材料法案》以确保可持续供应和多元化来源，通过新版《芯片法案》《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等措施促使新兴技术领域企业降低对外依赖度，等等。此外，欧盟还拟大幅修订《一般集体豁免条例》，放松竞争政策项下的国家援助规则。

　　在双边和区域层面，欧盟长期深耕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网络。欧盟与加拿大、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达成新一轮自贸协定，并已实施贸易部分，而且在美国关税战催化下突破性地完成与南方共同市场和印度之间曾长期陷入停滞的自贸协定谈判。不仅如此，欧盟还于2025年底推进与CPTPP对话，拟就贸易多元化、数字贸易、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供应链韧性，以及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在内的全球贸易环境议题进行合作。

　　当前的欧盟对外经贸规则不再仅以世贸组织法框架下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规则为主体，而是在经济安全战略下打造新的国际投资监管法、投资补贴规则和对外贸易保护法，在《竞争力指南》下推进形成新的产业和竞争政策，并且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由此形成融合不同政策工具的欧盟对外经贸政策与规则。

　　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方式相比，欧盟新的对外经贸法是通过规范来维护欧洲利益。在经济安全、公平竞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引入新的单边规则时，欧盟不仅需要寻求新规则的内在合法性，而且还要考虑欧盟基础条约中既有法律原则的约束，例如内部市场的四大自由流动原则、非歧视原则和司法救济原则，并且考虑与世贸组织规则等国际规则的兼容性，这些都意味着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欧洲开放性战略自主与美国虽志同，但道不合。

　　为什么与欧盟合作

　　特朗普效应。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举动给欧盟造成多种效应，如俄乌和平方案分歧、北约防务费用压力、贸易战威胁、格陵兰岛危机以及多边主义危机。特朗普对欧政策的核心是蔑视欧洲主权并要求欧洲为安全买单。特朗普并未将欧盟视为平等的盟友或战略伙伴，而是生意场上的交易对象、一个必须付费的被保护者以及美国的附庸。

　　无论在国家领土主权、欧洲安全，还是在贸易平衡、气候变化、绿色转型、数字监管、税收等全球治理议题方面，特朗普与欧洲主流政治精英分歧严重。这些分歧与矛盾根深蒂固，分裂显而易见，短期内难以调和。

　　面对美国的经济胁迫与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度抛出“扩大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橄榄枝，2025年2月4日，冯德莱恩在欧盟外交官会议致辞时表示，中欧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将继续推动经济去风险，欧盟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寻求问题解决方案仍具备现实空间，甚至可以通过协议来扩大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目前，美欧关系降至历史低谷，中欧相互需要通过战略对话与合作，以应对特朗普孤立主义政策的严重冲击。这客观上给运筹中欧关系带来契机，尤其是给推进中欧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经贸合作带来契机。

　　中欧在维护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方面具有共识。欧盟本身就建立在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从历史来看，国际法起源于欧洲，长期奉行重商主义和契约精神，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欧洲通过达成国际条约，逐步推进经济一体化、政治与外交合作和法律趋同，消除了成员国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了以货物、服务、人员、资本自由流动为原则的单一市场。

　　中国和欧盟在维护多边主义与推进全球化方面具有广泛共识。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相比，中欧在WTO改革、气候变化、绿色能源、数字监管等方面共识大于分歧，中欧之间合作潜力巨大。

　　经贸合作仍是中欧关系的主旋律与压舱石。中欧具有开展双边经贸合作以及与WTO合作的坚实经济基础。中国和欧盟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体，产业互补性强，经济依存度高。欧洲市场对我国出口具有重要意义，欧盟不仅承接了我国终端消费品，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市场，尤其是中高端消费品方面。

　　尽管中欧经贸关系存在摩擦，但是中欧之间90%的贸易并不存在风险，近年来的贸易摩擦仅影响双方不到6%的贸易额。中欧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广泛和切实的合作前景。

　　中国改革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方向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都是推进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中国与欧盟原则上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投资准入和补贴透明度等领域已经取得成果。中国还申请加入CPTPP等高标准自贸协定，已经不存在所谓谈判禁区，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人权保护等规则都可以成为未来谈判内容。

　　就经贸合作法律机制而言，中欧应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商谈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谋求在WTO之内和之外达成与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碳边境交易等新领域有关的经贸协议。

　　影响中欧经贸合作法律机制的因素

　　欧洲领导力问题。当前欧洲政坛的政治碎片化严重，难以形成多数党派，领导力缺失。欧洲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欧洲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变化。其一，中间政党无法代表欧洲的未来，边缘政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二，西欧国家在欧洲事务中的代表性下降，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上升。其三，曾经的法德“双引擎”运转不畅，法国和德国因内政问题在欧盟的影响力均下降明显。

　　俄乌冲突问题。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中所持的立场，也是欧盟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安全上的最大威胁，多次在其政策文件中表达对中国相关立场的批评和焦虑。欧洲媒体的不实报道也影响了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

　　美国因素。长期以来，美国对欧洲的影响是中欧关系的常量。欧盟盲目追随美国对华“去风险”政策或经济安全战略，自2019年欧盟提出对华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以来，欧盟强调中欧之间的竞争与制度性差异，就外资安全、补贴、政府采购等议题出台一系列涉华经贸立法。欧美政商界之间利益深度交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长期融合，难分彼此。欧盟长期受美国的安全保护，欧盟的战略自主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可谓步履艰难，前路漫漫。

　　推进中欧经贸合作法律机制的路径探析

　　推进中欧经贸合作法律机制，可从扭转欧盟对华叙事、有效缓解欧盟的竞争力焦虑以及回应欧盟的规制偏好三个层次展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

　　加强政治互信，提升民众对华好感度，扭转欧盟对华叙事。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少中欧人员自由流动和交往的机制障碍，例如，推进对欧洲国家免签政策的长期化；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网络安全精细化治理，扩大网络交流范围；搭建政府、企业、学界等各层面的交流平台，打通和丰富二轨和民间外交渠道；增强与欧盟机构以及西欧国家集团的机制性对话平台。

　　缓解欧盟的竞争力焦虑。尽管欧盟对华三重定位夸大了中欧之间的竞争性和制度性差异，但毋庸置疑，“经济安全战略”背后是欧盟的竞争力焦虑，应扩大欧盟对华定位的合作面，弱化中欧制度性差异。

　　在供应链安全、韧性和产业竞争力方面，可以考虑对接欧盟竞争力指南以及数字和绿色双转型计划的具体举措，扩大对欧“安全的投资”，适时、适当、有效地回应欧盟对自身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焦虑，减少其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掉队的失落感和焦虑感。2025年中欧通过价格承诺妥善处理电动车贸易摩擦，表明中欧完全有能力通过谈判和对话来解决贸易分歧。在关键原材料供应上，可以考虑给予某种形式上的双边安排，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条件下达成有条件的双边协定。

　　在数字转型方面，可以鼓励和支持中国头部企业在欧洲上市，或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与欧洲资本结合，扶持打造欧洲自身的数字平台龙头企业。在数字监管上，尤其是在隐私保护和人工智能方面，加强双方对话，实现规则合作。在绿色转型方面，可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接，通过政府间谈判达成双边互认或合作协议。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可鼓励中国电动车行业与德国、法国、意大利汽车龙头企业合作生产，扩大对西班牙、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协助欧洲汽车业赶上新能源革命浪潮，提升其竞争能力。

　　支持欧盟的规制与多边主义偏好。欧盟是一支有力的规范性力量，不同于美国偏好输出武力和经济胁迫等硬实力，欧盟更加偏好输出规则、文化等软实力，偏好多边主义，并长期与美国争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在经贸方面，欧盟已与其多数贸易伙伴达成遍布全球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并积极推进WTO改革。中国可以支持欧盟的规制和多边主义偏好，借助欧盟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能力和影响力，打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环境。

　　尽管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但中方可在市场开放之外进一步推进协定的单方面实施，例如在补贴透明度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条约方面。适时推进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章节谈判，并将《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纳入谈判日程，以CPTPP的承诺为参考，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补贴、可持续性发展、监管合作等方面达成双边承诺，并且考虑将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监管等新兴议题纳入协定框架。

　　中欧WTO合作具有战略意义，要支持欧盟在国际经贸规则上的领导权，推进中欧在WTO改革议题的对话和合作。第一，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回到全球化的正确轨道，切实维护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第二，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包容、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法治保障。第三，中欧WTO合作在中美欧三方博弈中具有杠杆作用，通过与欧盟等成员“求同存异”，联手制衡美国霸权，将欧盟近年来打造的经济安全工具引入国际经贸规则约束下，通过多边机构谈判的复杂性获得较为折中的贸易规则。WTO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期，从全局出发，前瞻性推进中欧WTO合作，在注重程序灵活性的同时，中欧可考虑就产业政策、补贴规则和供应链安全等实质规则进行对话磋商，为WTO改革注入活力。

　　作者简介：叶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盟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6年第10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