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欧洲联盟7月11日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欧盟人口2024年达约4.5亿，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比约5.5%，比上一年增加107万，其中净流入移民数230万，填补了自然人口下降的损失。其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显著下降：20世纪60年代年均增长约300万，而2005至2024年间年均增长仅约90万。 

　　人口是人类文明存续与发展的根基，其结构变化深刻重塑社会形态，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政治稳定、文化传承乃至生存安全。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2024年全球人口约82亿，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将达到约103亿的峰值，后逐步下降。全球人口变化不均，人口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其中欧洲是第一个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的大陆，也是据目前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唯一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大陆，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人口问题不容忽视。 

2025年3月30日，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主办方表示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压力使欧洲工业界面临挑战，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国际合作等解决方案正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人口结构性转型的三大特征 

　　欧盟统计局预测，到21世纪末，欧盟人口总量将减少到4.19亿，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比降至4.1%。而早在1960年，这一占比高达13.5%。综合来看，欧盟人口的结构性转型主要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位妇女在育龄期内生育的孩子数量）长期低迷，人口自然增长负平衡常态化。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0年时出生率为10.5‰，到2022年已降至8.7‰；与之相应，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位波动，2003年为1.44，2023年为1.38。自2012年以来，欧盟每年记录的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当然，欧盟人口变化具有一定的国别分化特征，据预测，法国将成为欧元区唯一一个人口增长持续到21世纪末的经济体，而德国、意大利等国人口将较大幅度减少。 

　　二是老龄化现象日趋加重，超级老龄化社会持续扩大。新生人口减少和人均寿命增加使得欧盟人口整体加速衰老，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从2022年到2100年，欧盟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在44.7岁的基础上增长5.8岁。在同一阶段，欧盟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20.8%上升至31.3%，8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6%增长至14.6%。15岁至65岁人口占比则将在64%的基础上减少十个百分点，青年人与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 

　　三是移民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近些年来，大量外来人口通过正常或非正常手段以移民或难民身份涌入欧洲，为其补充了劳动力。截至2023年初，欧盟境内人口中约有2700万人为非欧盟国家公民，占人口总量的比重达6%。外来人员由于总体较为年轻，且生育意愿较高，未来仍是欧洲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不过，安全、安置、就业、保障、融入等问题也随之产生，给欧洲各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就此，欧洲致力于通过政策协调打击非法移民，遣返不合格的庇护申请者。 

德国不莱梅港移民中心是德国首座移民主题博物馆，通过真实的家庭故事展现欧洲海外移民史及德国330年移民历程。 

　　深刻影响经济增长、福利制度和安全防务 

　　人口减少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导致增长动力衰减，同时也会影响欧洲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单一市场的建立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资产，也使得欧盟具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助其成为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参与者。目前，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约8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长远来看，人口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欧盟单一市场规模逐步缩小，在共同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客户不断减少，欧盟的经济活力与吸引力自然也会逐渐变弱。综合来看，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将逐步导致欧洲生产力与创新能力面临下行压力，削弱欧洲的竞争力。 

　　人口规模持续萎缩与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导致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而且会使得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威胁。随着婴儿潮一代持续离开劳动力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小得多的年轻代际，欧洲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之间的职退比逐步下降，将给各国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减少也将逐步压缩欧洲国家的财政空间。各国不得不需要越来越多的财政支出为不同行业的养老金体系提供支持，并为规模不断扩大的老年人口的医疗保健和各类养老支持服务提供帮助，这将长期挤占欧洲国家用于研发投资、基础设施升级或推进新技术应用的财政资金，进而削弱欧洲社会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此外，欧洲人口结构性转型的影响不止经济领域，还会波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其他社会政策领域。 

　　欧洲的安全与防务也将受到人口结构性转型的影响。在欧洲自视安全局势逐步恶化的情况下，欧洲各国军队在兵力补给方面遭遇困难，原因自然是适龄参军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这也使得欧洲国家“重新武装”的计划更具挑战性。恰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里齐所言，即便在无人机群遍布天空的技术时代，人力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源。很明显，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之间的选择困境将在欧洲变得更加尖锐。 

　　延迟退休等应对举措成效如何 

　　面对早有迹象的人口转型及其长期影响，欧洲实际上早有清醒认知，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但众多政策实践的背后存在一些困境，甚至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为鼓励生育，欧洲国家普遍施行与子女数量挂钩的生育补贴、家庭福利、税收减免、教育帮扶、服务优惠等经济与社会政策，如此做法带来了较大的财政压力，其成效也不大。相关资料显示，匈牙利为民众提供了特别慷慨的家庭补贴，相关支出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但未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劳动人口规模萎缩使得劳动力补给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重要议题，就此欧洲努力盘活现有劳动力资源，主要涉及老年人、“尼特族”（指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年轻人）和女性群体。近些年来，欧洲各国普遍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就业市场上维持劳动力群体的稳定。据统计，2024年“尼特族”占欧洲15～29岁人口的11%，他们不但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还面临着失业、收入低等高风险，使其更难组建家庭并生育更多后代。由于生育、抚幼等各种原因，大量欧洲女性长期不就业。据统计，2024年欧盟20～64岁女性的就业率为70.8%，比男性低十个百分点。促进女性就业不但可以补充劳动力，也有助于改善职退比，缓解社会福利体系的财政压力。但是，在推动女性就业与促进人口再生产之间也存在矛盾：若要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必须解决她们及其家庭担心的经济压力大、工作不稳定等问题，通过促进就业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但从职场女性的角度来看，也有人因为担心失去好的工作职位、无法保证家职平衡等问题，不愿意生育。 

　　技术进步尤其是在生产与服务领域更高效的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使用，可以降低多数岗位对体力的要求，使劳动者延迟退休成为可能。更多老年人留在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支撑养老金体系的运转，使之更具可持续性。但是，在生产与服务领域内，科技创新越是能够解放劳动力、减少对人工劳力的依赖，就越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失业压力，进而传导至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对福利国家制度和人口再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适度吸引所需要的高素质移民，对于解决目前欧洲所面临的人口挑战甚为重要。如果没有移民进入，到2050年，多个欧洲国家将面临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可持续的局面，比如届时在意大利每名退休人员对应0.88名劳动年龄人口，在西班牙将处于持平状态，在法国和德国将低于1.5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正努力优化移民结构，但质的提升远不能弥补量的不足，尤其是在劳动艰苦行业、低收入岗位、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中突出的人手短缺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外来移民给欧洲社会带来诸多冲击，如今欧洲民意普遍右转，反对移民的排外情绪高涨，也使得欧洲通过移民改善人口困境的前景面临挑战。 

　　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影响，继续推动欧盟扩大进程也成为一种被期待的选择。无论是欧盟向东扩、挪威等国加入，还是英国“回归”，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欧盟人口结构性变化，或将激发欧盟内部的劳动人口活力，促进有序流动。但长远来看，由于新成员可能同样面临低生育和老龄化困局、国家间差异导致欧盟内部人口流动壁垒难消、扩员可能反而带来更多负担等因素，通过欧盟扩大进程来缓解人口转型压力的前景并不乐观。 

　　此外，由于欧盟及各国议会任期大多仅五年，出于中短期政绩考虑，官员很难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为长远的规划，换句话说，现在的经济政策很难回应20多年后欧洲人口大幅减少的社会境况。即便有人注意到了调整人口再生产政策的重要性，但由于人口变化所导致的影响在当下不具备明显的紧迫性，很难会有真正有效的政策出台并得以落实。 

　　作者简介：张金岭，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5年第15期。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