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观点摘编（一）
2021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4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参会并发言。会议围绕德国对华政策与中德关系、德国政治生态变化、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走向、德国经济形势与气候变化、数字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陆续向读者推送与会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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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之变与不变
郑春荣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观察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若干维度
对于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我们首先要明确几个观察视角。
第一，要区分是短期的还是中长期的判断。短期来看，德国新政府上台会有一些出格的言辞，给中德关系带来动荡。中长期来看，要观察其对华政策是不是会在短期震荡之后，重又摆回原来的轨道。
第二，要考虑到外部因素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从国际层面来讲，大国博弈加剧，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联盟、平台遏制中国，一方面拉北约把中国作为挑战，另一方面组建新的联盟，如“三”（美英澳联盟）“四”（印太四方联盟）“五”（五眼联盟）这样的联盟。在此情势下，欧盟包括德国不愿选边站队，希望奉行战略自主，但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这样的诉求。对于德国新政府而言，它仍然不会放弃战略自主的追求，这对其对华政策势必会产生影响。
从地区层面，具体从欧盟来讲，其内部的分歧在增加，离心力也在上升。因此，欧盟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维护内部团结，之后对外才有更大的行动力。德国希望通过欧盟这个平台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欧盟由于内部的分歧、分裂以及资源的有限性，不得不更多地专注于自身问题，这将影响德国及欧盟的对外行动能力。
第三，从德国内部来讲，组成“交通灯”联合政府的三党内部及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声音，跨政党阵营的协调并非易事。另外需要观察德国国内其他行为体，如经济界组织等各种“否决玩家”以及大众舆论，到底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会有怎样的影响。更何况目前德国疫情再次反弹，除了疫情问题，还有传统的结构转型和新的绿色数字转型，这些都需要资源投入。凡此种种都会影响德国在外交上的投入，最终促使其更多地“内顾”。
二、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三对张力关系
关于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我们可以选取三对张力关系来探讨。
首先，从“利益外交VS价值观外交”这个角度看，德国外交必须要在价值观和利益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寻求平衡”这一点不会改变，但问题是利益和价值观到底孰轻孰重？或者是这个天平与默克尔时期相比会朝哪个方向倾斜？这会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讲，从各党的竞选纲领包括其领导人讲话来观察，我们看到他们对中国的批评声音在上升，如人权方面。据此可以判断，未来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价值导向的成分会增加，短期内新政府的一些言辞可能会给中德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带来震荡。
与此同时，如果朔尔茨最后组成了联合政府，他很可能将对华关系上升为总理事务，以前几届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但由于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之间的得票率差距不是很大，社民党有意表现出和另外两党平起平坐的关系，以便维持内部的和谐，因此，预计朔尔茨未来更难以约束其阁僚的言行。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德国新政府内部会出现对华政策上的不同声音，释放出对华政策矛盾的立场，比如说总理或者总理府唱红脸，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唱白脸，等等。
其次，从“求同VS求异”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德国和欧盟的定位始终是合作伙伴，要求德方/欧方求同存异，客观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处理差异和分歧。但是，欧盟对我们的定位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而且，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近期欧盟方面越来越多的领导人讲话不是先讲合作伙伴，而是调整次序，先讲竞争者，再讲合作伙伴，再讲制度性对手，包括提及制度性对手的频率也增加了。最近，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欧盟一次非正式峰会后的讲话中也是先说竞争者，这就是一个信号。德国各个政党如绿党、联盟党在竞选纲领中也是先提竞争者，再提合作伙伴、制度性对手，所以未来德国新政府至少在言辞方面会更多地突出中德之间是竞争的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德国方面认为以往过于“天真”，以为和中国打交道能够实现“以商促变”，所以跟着我们“求同存异”。但现在德国国内的声音越来越吁求“觉醒”，为此，德方/欧方未来会有意与我们“求异”，强调他们是与我们不同的。这种相互认知上出现的不对称，对我们和德国/欧盟打交道形成非常严峻的挑战。现在迫切的任务就是双方解决正确相互认知的问题。
最后，从“安全上靠美国VS经济上靠中国”这个角度看，如前所述，德国新政府在这样一个百年变局下仍然会保持战略自主的言辞，但绿党、自民党会更多地让德国向美国靠拢，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欧盟内部谋求战略自主的力量。事实上，欧洲内部在是否要与美国走得更近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加主张欧洲的战略自主，但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动摇，尤其拜登上台以后，德国国内有声音认为拜登是欧洲能够遇到的最好的美国总统，现在不跟他走近将来还能指望谁。
德国一方面希望利用中国市场，和中国搞好经贸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竞争，甚至对抗。但德国意图采取混合方法，即希望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和经贸领域的合作能分置处理。这当然是理想状态，但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对抗会溢出到经贸领域，这是中德关系的风险点。
未来德国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发挥“负向”的领导力，推动欧盟将价值观、环境与劳工标准纳入对华经贸关系，促使欧盟出台更多防范性政策工具箱。可以看到，像产业战略、投资审查框架、《供应链法》、印太战略等方面，德国都是非常积极的推动者，把自己的政策上升为欧盟共同的政策。
从自民党和绿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表述来看，德国新政府预计也不会是该协定签署的积极推动者。此外，德国还将推动欧盟在印太地区加大投入，这更多的是与“志同道合伙伴”之间的经贸合作，寻求供应链和市场上的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事实上，德国一直讲要减少对华依赖，但这更多的是情感上觉得“对你依赖太多了所以要减少依赖”，但实际的结果，包括从经贸的数据来看，可能是更加依赖。当然有些领域的依赖性会减少，会更加自立，比如在高科技领域。但欧盟包括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投入更多地还是象征性的，这部分也是由于德国的能力和意愿所限，例如德国派遣巴伐利亚号驱逐舰巡航印太地区，但途中故障不断，所以它在军事行动上的能力和资源还是比较有限的。
总之，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将会是延续中有转变，其变化的程度还有待实际检验。从西方学者对后默克尔时期德国对华政策的研判来看，有的认为以延续性为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更多观点认为默克尔将经济和价值观分开的做法已无法延续，德国新政府对华路线很可能会发生调整，对中国会采取更多批评的态度，但是，即使这些学者也不认为德国对华政策会彻底改弦更张。
三、发展中德、中欧关系的若干思考
从历史纵深看，中德、中欧双边关系总体是曲折向前发展的，虽然也有过由于欧方/德方推行价值观外交使双边关系跌入低谷的情况，但最后还是摆回原先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至于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认为，短期内中德关系会由于来自德国新政府内一些出格的言辞而出现震荡，但总体上不会影响中德之间在经贸以及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偶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新世代政客”参与执政后，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会出现一些激烈的言论，比如在涉台问题上发表一些出格的言论，损害中德关系的发展。
综合来看，对德国新政府执政后中德双边关系的发展，我们仍然可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新形势下应如何发展好中德关系？
第一，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信念，用时间换取空间，做好自己的事情，进一步扩大开放。
第二，德国及欧洲要追求战略自主，但事实上其战略自主的意愿存在动摇，所以我们可以更多地提醒和支持他们奉行真正的战略自主。
第三，德国方面正在“带节奏”，有意突出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要更多地把它往合作方向引导。对于一些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要积极对话，加强沟通和了解。
第四，我们也要在一些务实领域也是德国及欧洲现在最关切的议题上，如数字化、绿色转型等，加强合作和深度绑定。
第五，这次德国大选也折射出德国的选民，尤其是一些政治家出现了代际更替的现象，年轻政治家担任领导职务，更多奉行绿色、自由的价值观。对于这些新世代的德国政客，我们要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对中国树立正确认知，由此夯实中德、中欧关系的民意基础。
德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变与默克尔的“外交遗产”
熊炜
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卓越专聘教授
一、中德双边关系具有前所未有的全球维度
长期以来，人们注重在双边关系维度上观察德国对华政策，聚焦于德国对华政策如何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两者之间的摇摆，而忽略了从国际秩序演变和德国崛起的大战略维度来分析德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当今国际体系面临深刻转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的价值观基础和制度框架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与此同时，中国和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却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上升。而中德两国又遵循着不同的崛起路径，中国是从国际体系的外围向中心突进，而德国则是从国际体系的内部自下而上地崛起。目前的中德关系实质上是两个遵循着不同崛起路径的崛起大国之间的政策互动。
二、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最终实现了“嵌入式崛起”（embedded－rise）
“嵌入式崛起”是指德国将自身嵌入在西方国际秩序之中，在努力保持嵌入状态下，积极寻找崛起机会与空间，寻求在体系内部由下至上的成长而非由外向内的崛起，目标是成为西方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在2005年默克尔首次出任德国总理之时，西方国际秩序尚且运行有序，而此后的15年时间里，西方国际秩序逐渐“失序”。与此同时，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却“逆势上扬”，不仅成为欧盟的“领导”，而且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以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身份在世界上发言。默克尔在外交上留下的印记十分深刻，那就是德国在默克尔领导的时期终于真正实现了“大国崛起”。所谓“德国崛起”最为引人瞩目的特点不是指德国在传统的国家综合实力意义上的地位骤然上升，而是德国身份的惊人转化，即成功地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潜在“另类者”转变成为西方秩序的“捍卫者”“领导者”。德国从西方国家中的“小学生”已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和“教师”。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中国的崛起，德国的崛起并未带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没有在有关权力转移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辩中成为话题。对此较为直接而便利的解释是，德国政治家慎谈崛起，而以外交“正常化”以及承担国际责任等表述来掩盖其崛起诉求，或把原因归于德国本为西方一员，却忽视了“西方一员”是德国刻意选择和保持的结果，而非自然而然或固定不变的身份特征。
三、德国对华政策范式的转变
传统的德国对华政策是“建设性接触”（constructive engagement），但2019年以来，其对华政策范式转变为“现实性接触”（realist engagement）。
“建设性接触”政策的核心是“以商促变”，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德国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第二，通过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第三，推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引导中国做“负责任”的国家。
而“现实性接触”战略则主要包含如下要素：第一，承认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分歧与差异，不寻求改变对方；第二，明确在实际合作领域中的共同利益和其利益交汇点的界限，不盲目扩大合作；第三，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展开对话和合作，防止对抗。
“现实性接触”和“建设性接触”战略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合作和互补的，而是认为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不可改变，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竞争的，但需要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在“现实性接触”的框架下，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不再是为了改变中国，而是要在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强调西方价值观，利用规范、规则和制度来制约中国的行为。
四、在德国外交的战略布局中，中国的位置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以前的中国是德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对华实施“建设性接触”战略，通过“接触”“引导”中国，在获取经济好处的同时又加强了自身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掮客”（Broker）的身份，而现在德国崛起的目标已经由寻求成为“正常国家”转变为充当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因而中国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竞争的“对手”和身份认同的“他者”，成为德国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属性的对立面。因此，德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变不再是双边关系意义上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转换，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德国对华政策的长远意图是要谋求建立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新框架，通过以“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应对中国，既代表西方对中国展现强硬，又替代美国实施对华“接触”，从而实现德国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领导权。德国对华政策虽然目前只是在战略框架上的转变，具体内容和实施路径尚未明晰，但作为德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意义。
大选后中德/中欧经贸关系走向
朱宇方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最近几年，中德经贸关系发展非常迅猛，中欧经贸同样如此。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2120亿欧元。尤其在疫情下，中德双边贸易额逆势上扬。2020年，中国跃升为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一方面作为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在疫情中展现出极大的韧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因得力的抗疫措施成为复苏最快的重要市场。对德国和欧洲而言，中国无论作为生产地还是销售市场都是难以放弃的贸易伙伴。
从投资方面看，中德双边投资也很活跃。2019年的数据显示，5000余家德国企业在中国设有分公司和办事机构，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总计900亿欧元。中国企业在德国的直接投资在2015年、2016年达到峰值后，因为德国的投资审查措施及中国外汇输出管控的双重影响下有所回落，但在全球疫情中也是逆势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欧班列的发展，从中可见中欧贸易非常强劲的增长动力。中欧班列于2011年开通，当年只开行了17列，而在2020年已经突破万列大关，达到12400多列，2021年前10个月已经超过上年全年总量。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欧班列的返程率目前已超过80%。按照德国的统计，返程班列满载率超过一半，大部分装载的是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生产所需的零配件，当然还有食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正逐步提升。
此外，中欧班列还带动了德国相关转运枢纽城市中资企业和华人社区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访问过的杜伊斯堡市已经成为德国著名的“中国城”。
中德/中欧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给传统工业国家带来持续加大的竞争压力；二是疫情加深了全球化退潮的趋势，供应链安全问题，包括医疗卫生产品供应保障等，在德国和欧洲已成为热议的经济安全问题，而技术主权和经济主权等问题的讨论也助长了这种趋势；三是跨大西洋关系，也就是美国因素对中德/中欧经贸合作带来的压力。
在上述因素影响之下，德国存在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看重经贸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中国产生所谓的依赖，把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从而导致德国政界越来越倾向于在经贸政策中融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不久前出台的《供应链法》就是一例，而绿党进入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加深这种趋势。
欧盟也有类似的矛盾心态，而且负面态度更甚于德国。例如，2021年5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议案；欧盟计划制定较德国更为严格的供应链立法；进一步强调经济主权，在对华合作中以防御姿态出现。另外，欧盟在“欧洲共同利益的重要项目”(IPCEI)框架下开展联盟内的跨国合作项目，并通过“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框架中的“欧盟复苏与弹性基金”为关键领域发展提供资金。这些行动表明，欧盟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但是，我们不必因为德国和欧盟的上述政策举措产生过于悲观的看法。例如，德国当前的《供应链法》虽然来势汹汹，但其具体规定并不严苛：法律仅规定企业必须确保在其直接业务领域和直接供应商处不发生侵犯人权行为，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民事责任，只是规定对未履行注意义务的公司进行强制性罚款。因此，这部《供应链法》被一些德国媒体称为“纸老虎”。再如，虽然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但并未冻结协定正式签署和通过之前的程序性工作。据具体工作小组称，这部分程序性工作都在正常推进。所以欧洲议会的这一表决更多地是显示一种姿态。
此外，中德/中欧经贸合作还有一系列发展机遇。例如，2021年4月28日的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强调在经贸、投资、汽车制造、新能源等多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两国签署了《中德环境、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联合意向声明》，并举行了第十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气候保护和数字化转型这两个领域，因为两国都需要跨国的协同治理，在这两个领域也最容易取得共识。
值得关注的还有2021年11月10日，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在双方关系紧张的状态下，气候保护同样成为达成共识的领域，由此亦可推及中欧之间的合作。
2021年11月4日，由中欧等经济体共同发起的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召开年会，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气候变化减缓》。这是中欧在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进展，对推动中欧绿色投融资合作、引导跨境气候投融资活动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气候保护和数字化领域，中德之间优势互补。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在应用场景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对德国来说，在复杂系统整合上优势较多，所以德国相关企业对于在中国市场施展拳脚抱有很大的期待。
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进非常顺利。2021年11月2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宣布两国已经完成了RCEP的核准，至此，RCEP生效的条件已经满足，所有参与国将推动协定于2022年1月1日生效。这对于中德和中欧的经贸合作具有推动作用。RCEP缔约国日本和韩国在汽车领域同德国存在比较直接的竞争关系，待RCEP实施后，将在相关市场对德国汽车产业构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推动中欧之间的经贸谈判。根据德国经济界的分析，这可能会进一步拉动德国汽车产业在亚洲相关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投资。同理，中国和英国先后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对中德和中欧的贸易关系也会起到一定的促动作用。
总体而言，中德/中欧经贸合作虽然存在很多挑战，但也存在强有力的正向推动力。因此，尽管短期内会有干扰和波动，但从中长期看，双边经贸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活力。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三位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
审校：齐天骄
审核：刘作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