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4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参会并发言。会议围绕德国对华政策与中德关系、德国政治生态变化、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走向、德国经济形势与气候变化、数字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陆续向读者推送与会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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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大变局、大国竞争中，德国由于其经济、技术实力的雄厚和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战略地位明显上升。德国乃至欧洲，围绕对华关系的定位及其在大国竞争中的立场问题正在进行激烈争论。诸多因素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中德、中欧关系；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并且紧密交织在一起，概括地讲，主要包括四大因素。 　　  

　　一、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第一，逆全球化浪潮，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大幅下降。第二，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22个月，使得各国“关山阻隔”，交往大幅减少，猜忌与偏见大幅增加。美国在这一特殊形势下利用其世界霸权地位，乘机推波助澜，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也使得德国乃至欧洲成为中美争夺的目标。第三，2020年7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新铁幕演说”。就目前而言，我们对其影响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充分。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德国和欧洲也发出“捍卫自由、民主体制”的呼声，提出中国是欧盟“制度性对手”，甚至出现了欧中之间“机遇与挑战的平衡已发生偏移”等论调。 　　  

　　第二，中美关系的影响。 

　　2018年3月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尖锐对立。2021年9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后，特别是11月16日进行视频会谈后，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中美战略利益的对立，决定了两国激烈竞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美关系的长期僵持与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德国与欧洲的外交空间。但是欧盟又不安于这种尴尬状况，因此反复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同时又声明：在中国问题上，德国、欧盟与美国的利益不一样。11月17日，默克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甚至公开讲：“德国以及欧盟都应该继续与中国合作，双方可以互相学习”。她明确表示：“脱钩不是正确的做法，会伤害我们自己。” 　　  

　　第三，欧美关系缓和的影响。 

　　拜登政府十分重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把它看作美国的重要资产和软实力的一部分，把欧洲看成美国的后院和美国霸权的支柱之一。拜登在就职典礼上宣布要“修复联盟”，多次高喊“美国回来了”。为了改善特朗普时期急剧恶化的德美、欧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工程、关税战、空客与波音两家公司持续17年的补贴争端、企业最低税、钢铁和铝业争端等都作了不少让步。近期因澳大利亚潜艇问题引发的美法、美欧矛盾，也因为拜登的安慰性许诺，双方关系才得以缓和。美欧（含美德）关系的缓和，使得德国乃至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又燃起重塑跨大西洋安全与价值联盟的希望与冲动，从而弱化了中欧、中德合作的外部推动力。美国因此获得了更多影响中欧、中德关系的机会和手段；而德国和欧盟一些势力因此更加倾向在价值观、人权、民主、法治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 　　  

　　第四，中国与德国的力量对比以及各自内部情况变化的影响。 

　　中国拥有的经济总量、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都是德国乃至欧盟无法比拟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无疑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正面的。德国乃至欧盟内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21年联邦大选后，德国国家权力结构发生改变。联邦权力的分散、联邦权威的弱化以及由于疫情引发的地方势力的膨胀，使得新一届联邦政府的权力将可能受到左的和右的势力的制约，务实的对华政策可能受到干扰。另外，从目前看，较大的可能是由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左翼的绿党和中间偏右的自民党联合执政。很明显，这样的三党联合政府，其意识形态因素会上升，长期主要支撑中德关系的经贸作用可能被弱化。这是值得关注的。近年来，在欧盟部分成员国，中间势力略显衰退，左右两极势力上升。民粹主义泛滥，民族主义抬头，离心倾向明显，力求“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一体化外交更加困难。中东欧某些国家近期在外交政策上的争论，让人觉得似乎出现了欧盟外交“再国家化”的逆一体化苗头。这些倾向对中德（中欧）关系的调整与再塑十分不利。因此，我们对中德关系的期待值，应该更加冷静、现实和客观。 　　  

　　综上，我对中德（中欧）关系走势做出以下判断：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尚未组成，新的对华政策还未出台。但根据各主要政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在大选前和大选中的政策宣誓，大致可把德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概括为：“合作、竞争”四个字。它与布林肯宣誓的美国对华政策，字面上差不多，但重点不一样。欧方的重点在“合作与竞争”，不在“对抗”。合作与竞争，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常态形式。中德、中欧之间过去就一直存在竞争，只不过现在明明白白地把 “竞争” 提出来，表明竞争因素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合作与竞争”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德国/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轴。第一，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消费市场和稳定的经济增速，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于德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双方经贸供应链紧密交织，彼此投资设厂，相互融合；同时经济互补、相互依赖。第二，中德、中欧之间没有共同的关于世界或者东亚的战略目标。长期以来，外贸是德国和欧盟经济的主要支柱，经贸合作一直是德国和欧盟对华政策的核心。德国和欧盟不会轻易改变其以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对华政策。过去我们常讲，德国实行价值观导向的对华政策，实质是“利益导向型”政策，美其名曰“务实外交政策”。“实”者，利益也，“利益优先”是常态，“价值导向”是例外。第三，在全球重要议题上，如气候问题、世界热点问题（阿富汗问题、朝鲜问题等）、全球治理等等，德国和欧盟都需要与中国合作、依赖中国。德国与欧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而不会出现全面对抗、双边关系不会大倒退。但欧方“议题选边”可能是常态。双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人权等领域的主张存在差异，在上述领域发生摩擦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不要轻意把一般性问题政治化、安全化，要切实防控矛盾与冲突的升级。总体而言，我对中德、中欧关系持谨慎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