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中共旅德支部的重要代表。本文叙述了朱德于1922-1925年期间如何建立并发展中共旅德支部，并逐渐摸索出中国的发展道路，确立“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个人理想。 

　　一、追随周恩来，加入共产党（1922年） 

　　1922年，朱德抵达巴黎。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一天，他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那个商人无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况，但答应帮助他们继续打听。第二天，商人就把朱德和孙炳文带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那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同时，那人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写给朱德。朱德和孙炳文决定，立即乘火车前往柏林。 

　　1922年10月22日，朱德抵达柏林，并和孙炳文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址。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吗？”周恩来望着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亲切地问道。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我叫朱德，字玉阶。”朱德自我介绍着，又指着孙炳文，说：“他叫孙炳文，字溶明。”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样年龄的。 

　　寒暄之后，谈话即转入正题。朱德向周恩来叙述了自己寻求革命道路的经历：他是如何弃教从军，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如何离开云南寻找共产党，又被陈独秀拒之于大门之外。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着朱德的谈话，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不寻常的经历和执著的追求精神感动了。 

　　而后，他们就有关国内外形势、各种新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周恩来向朱德和孙炳文表示，他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收他们为候补党员。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75-76页） 

　　二、探访柏林，学习德语（1922-1923年） 

　　在柏林访学期间，朱德这样回忆道：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出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都去过了。 

　　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朱德：《留学德国》，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3-74页） 

　　在柏林期间，给朱德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他后来谈到：“当我对柏林了如指掌，并着手访问其他城市和工厂之后，我开始放弃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要让中国也步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我记得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看了从铸铁一直到火车头制成出厂在铁轨上行驶，所得到的印象比我在德国参观所有文化机构时都要深。”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77页） 

　　三、求学哥廷根，学习经典著作（1923-1924年） 

　　1923年5月4日，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下萨克森州的哥廷根。1924年3月，朱德进入哥廷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 

　　朱德在哥廷根担任过留德学生会的负责人，而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留德学生会内。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星期三召开一次学习讨论会。党小组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以及《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此外，还学习《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讨论的范围主要是一些理论问题和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通过学习和讨论，拓宽了他的政治眼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他终于“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77-78页） 

　　四、重返柏林，宣传国共合作（1924-1925年） 

　　1924年12月下旬，朱德在哥廷根市政局办理了移居手续，乘火车回到了柏林。他被中共旅德支部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专门从事党务工作。1925年1月3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他的主要活动仍在留德学生会里。 

　　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一些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学生中，有时甚至打起架来。 

　　不久，爆发了争夺留学生总会事件。 

　　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康德大街122号。这是一座有阁楼的二层小楼，楼内有七八间明亮宽敞的房间。共产党和左派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来往柏林的一些同志也常在这里暂住。一时间，这里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活动中心。但是，因为是留学生总会，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这时，右派学生另立门户，打出了“青年党”的旗号，妄想独占此楼。 

　　一天，来了几个右派学生，把大门的锁换了，并宣布占领留学生总会，刷出一张布告，声称“此楼过去被共党霸占，现在要收回失地”等等。 

　　面对这种无理挑衅，左派学生毫不示弱，用斧头劈开门锁，重新装了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申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驻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独占。” 

　　右派学生眼看夺到手的小楼又丢了，并不死心，策划用武力抢夺回来。 

　　这天朱德、孙炳文、刘鼎等几个人，正在楼里整理刚刚编印好的《明星》。突然间，涌进一群右派学生，个个挽着袖子，攥着拳头，瞪着双眼，摆出一副动武的架势。领头的一个冲着朱德叫嚷着要收复失地，限八小时内滚出去，否则就不客气了。边嚷边在朱德面前挥舞着拳头。 

　　刘鼎看他们人多势众，担心真动起手来，朱德吃亏，便问孙炳文是否报警。还没等孙炳文回答，朱德飞起一脚，挑起身边的一把椅子，趁椅子还未落地时，抓在手里甩在地上。“咔嚓”一声，椅子散了架。朱德顺手拣起两根椅子腿，立在墙根，冲着右派学生喝道：“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奢谈‘恢复失地’，在自己同胞面前逞威风，充好汉，可耻！滚出去，立即给我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朱德的确被激怒了，平时对同胞、对同学、对朋友宽厚、和善、友好的面孔，一下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吓得右派学生一个个灰溜溜地跑了。 

　　一场风暴过后，小楼又恢复了平静。 

　　与此同时，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向留德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政策，团结留德学生会中的左派学生，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每期油印二三百份，散发到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手中。他不但出主意，写文章，改稿子，还在油印机上推油印滚子、装订、贴邮票，什么活都干。他为这个刊物付出了很大精力，时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1925年4月间，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为自己的军事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检阅活动。这个同盟是由德国的工人组成的，有十万人左右。这一天，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战士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从全国各地云集柏林，许多柏林的居民送去了面包和水。朱德在参观了阅兵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颇为感慨地对阚尊民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此外，朱德还担任接待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转赴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工作，多方设法取得德国同志和同情者的帮助，安排他们的住处，并使他们能顺利通过德国。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78-80、182、186页） 

　　五、声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次被捕（1925年4月） 

　　1925年4月16日，保加利亚索菲亚大教堂发生一起爆炸案，保加利亚当局以此为借口，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182-183页） 

　　对于此次被捕事件，朱德这样描述： 

　　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集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28个钟头，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朱德：《留学德国》，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75页） 

　　六、声援“五卅运动”，第二次被捕（1925年6月） 

　　“五卅惨案”发生后，朱德在中共旅德支部召开的会议上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为了驳斥英帝国主义的喉舌路透社诬蔑“五卅运动”是“中国有目的的仇外活动”，他取得中国留学生会领导人的同意，以中国留学生会的名义，致函柏林各报社，郑重声明“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天，为了筹备盛大的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游行，他紧张地赶印传单，工作了整个下午和一个通宵。第二天，他和留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把传单散发出去，占领了中国驻德公使馆，逼使魏宸组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大屠杀的通电上签字。 

　　中国发生的“五卅运动"，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德共总部组织的声援中国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应邀前往。就在集会即将结束之际，大批的警察突然涌入会场，逮捕了30多名外国留学生，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他们被押上敞篷汽车，冒着大雨，被带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和朱德同时被捕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廖焕星、刘鼎等。他们被带进牢房的第三层，一人一间，单独监禁起来。班房同外界隔绝，大家都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突然从关押朱德的牢房里传出了大家熟悉的声音，朱德用德语怒吼：“我抗议！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我要见你们警官！”“我要见中国公使！”这一招，还真灵。其他牢房的中国留学生立即响应，纷纷提出同样的抗议。抗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阵抗议声过后。突然间，又传来了朱德的歌声，他唱起《国际歌》，大家也跟着唱起来，那慷慨激昂的歌声，那无限的愤怒在牢房里回荡。虽然分别关在牢房里，但抗议声和歌声，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鼓舞着大家团结战斗。 

　　第二天，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发表消息，揭露德国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责问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国留学生抗议英帝国主义，何罪之有？ 

　　20日，警察当局在柏林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朱德等人。但是，他的护照却被吊销了。 

　　恰好这时朱德接到通知，中共旅莫支部执委会批准了他前往苏联学习军事的请求。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安排下，朱德于1925年7月4日登上了开往苏联的轮船。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80-81、183、187页） 

　　当初在救国救民思想影响下，朱德立志做一名军人，为拯救中华民族冲锋陷阵。然而，当他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刻，他又希望早日脱离军队，出洋留学。只有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他才重新认识了自己，依然选择了“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道路。 

　　朱德在德国两年多，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革命的实践，学会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中国问题，他觉得他对中国以往的革命为什么失败，今后应该怎么办，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他还从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其产党的活动中认识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未来胜利的关键。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79、183页）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树立了个人理想。通过在德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建立和发展中共旅德支部为契机，在实践中深化认识，从而明确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同时，他也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即需要放弃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紧紧依靠人民。 

　　作者简介：齐天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编辑部编辑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共百年与欧洲”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 

　　审校：齐天骄 

　　审核：刘作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