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历程是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中德建交的成功彰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确的战略判断和细致入微的外交工作。中德建交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双方试探阶段到关系正常化再到双方建交。  

　　（一）双方试探阶段  

　　1955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布《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在苏联与联邦德国建交后，中国也开始考虑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全体德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保卫持久的世界和平，中国人民相信，现在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时候了。”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也欢迎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这是最具官方性质的、公开的试探。  

　　然而，联邦德国对来自中国的试探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与联邦德国分属两大阵营，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到精神意志均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物，这也决定了联邦德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1955年12月，联邦德国又推出“哈尔斯坦主义”，称联邦德国视所有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行动为不友好行为，联邦德国将同所有与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中国的向东方一边倒和联邦德国的向西方一边倒，必然导致了两国的对立。首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其次，这种阵营原则基本上是以苏、美两国的利益和政策取向为主导的，中国和联邦德国概莫能外。最后，中德的敌对，还缘于两国在对民主德国的政策上的对立。  

　　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形势，与以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5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美苏关系缓和。二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日益明朗化和尖锐化。但是，在这种现实环境和附美心理的驱使下，面对20世纪60年代形势的变化，联邦德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小心谨慎、疑虑重重。1964年5月-11月，中国和联邦德国在瑞士伯尔尼举行了四次会谈，这是中国和联邦德国立国以来首次正式的官方接触。它是在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互有需要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事后来看，它的流产几乎是必然的。从联邦德国方面来说，它既想捞取政治上的实惠，在柏林条款问题上利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获得它在同东欧国家订约时得不到的东西，却又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不敢违拗美国的旨意，对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此外，联邦德国低估了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原则性。1965年9月，中国外长陈毅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中国拒绝同联邦德国建立任何官方的贸易关系。联邦德国方面将陈毅这次记者会上的讲话看做是伯尔尼会谈的正式终结。  

　　（二）关系正常化  

　　1969年10月，联邦德国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新一届政府上台，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战后连续在台上执政了整整20年的联盟党下野，这使联邦德国得以摆脱联盟党自阿登纳以来推行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要摆脱联邦德国迄今为止在外交舞台上处在夹缝之中的被动地位，即一面在东方面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另一面在西方又指望不到真心诚意的支持。为此，联邦德国需要彻底抛弃哈尔斯坦主义，广泛地与其他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勃兰特在其就任后发表的第一篇政府声明中宣布，联邦德国“原则上准备同所有与我们一样有着和平愿望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在勃兰特政府上台伊始，推行仅仅着眼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新东方政策时，联盟党对政府忽视同中国的关系就极其不满，一再批评政府的新东方政策。1972年1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赖纳·巴泽尔发表谈话说，没有同远东缓和的东方政策只是一种半吊子的东西。1972年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向联邦政府提议：应该用一种目的性明确的远东政策将东方政策置于现实的世界政治基础之上，缓和政策必须也要考虑到亚洲的发展形势，因为这符合德国的利益，所以，有必要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1972年3月，中国驻巴黎使馆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很多报刊和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可是，也有一些报刊和人士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说他是“从大选考虑出发谋求政治好处”。苏联东欧报刊更是攻击他进行“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媒体也对这次访问给予很大注意，作了很多评论。施罗德对这些攻击采取了十分谨慎和容忍的态度，对记者一再表示他是以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的，并且将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他临行之前还专门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听取他们的意见。1972年7月，施罗德在北京同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施罗德，意味深长地说：“你带来了好雨”。周恩来对施罗德要真安全、不要假安全的观点表示欣赏。施罗德与乔冠华达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双方一致认为，两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是可行的，不存在任何困难。施罗德在波恩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到访华之行的感受。他说道：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次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这种重要性提醒我们，要同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施罗德为此呼吁说，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施罗德访华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对华政策的讨论。支持者认为，与中国建交丝毫不会损及东方政策，而是符合联邦德国的合法利益的，政府不应再犹豫了。反对者则攻击施罗德“把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念自由化带进了外交领域”，指责施罗德的访华之行是一次个人和本党的作秀行为。但总的说来，联邦德国的舆论偏向与中国建交，其中，经济界的人士占了很大比例。在这种争论中，勃兰特政府的态度是冷静的，但显然已决心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外交部长谢尔公开对施罗德访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感谢他“以超党派的精神完成了这次中国之行”。8月3日，联邦政府发言人阿勒斯宣布了同中国政府就建立外交关系举行谈判的消息。  

　　（三）中德建交  

　　“在美苏争夺更加激烈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改善同美国以及西方的关系。”在这战略方针的指导下，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同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很多国家建了交。因此，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形势，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注的是同还没有建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并在外交上进行战略部署。  

　　毛泽东主席认为美苏争夺的中心是在欧洲，双方都把重兵摆在欧洲。美苏都不会放弃欧洲这块肥肉，争斗将日益激烈，苏联的战略是西向，不会战略东移或挥师向东。苏联之所以在东边做一些小动作，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把这股祸水东移。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中心是在欧洲，双方都把重兵摆在欧洲。他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苏联就是声东击西。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应该联合起来，对付美苏争夺的威胁，维护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不再有什么幻想。他接着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他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了两面出击的亏。”即使苏联胆敢冒险向东，也必然将像威廉皇帝和希特勒一样，犯两面出击的错误，最终遭到失败。毛主席援引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对当时国际形势以及苏联战略的估计，特别是反对两面出击的思想。  

　　周恩来总理指示王殊回波恩后要赶快见施罗德，了解他回国后同各方接触的情况，可告他中方同意两国举行建交谈判。他是第一个访华的人，要尊重他的意见。如果谢尔外长要见，在见了施罗德后可以去，也把中方举行建交谈判的意见告诉他，并且告他在谈判达成协议后，邀请他到北京访问，正式签署建交公报。他还要外交部的同志给我带去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式样，一种是简单的，只要说两国决定建交，互派大使；另一种是复杂一些的，除了建交和互派大使外，还阐明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立场。总理说，你把这两种式样都带去，我们都可以接受。你先征求施罗德的意见，采用哪一种为好。估计你回波恩后会有不少人士要见你，都可以见，也把我们的立场告知他们。  

　　中国外交部很快建议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任命王殊为谈判代表。德方表示同意，并且任命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外交部立刻从驻民主德国和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调来梅兆荣等人协助我的工作。谈判在1972年8月18日在西德外交部开始，原来王殊设想同谢尔外长所说的一样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谈判可能较快解决，但德方仍力图就西柏林问题同我方达成书面文件，承认其西柏林是西德一部分的立场。我方一再说明西柏林情况特殊，与两国建交无关，谈判还是拖了40天，到9月25日才取得一致意见。9月29日王殊同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谢尔外长将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在10月11日到15日访问北京。这个消息同中日建交的消息同一天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和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德建交公报。建交后，两国很快在当年11月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使馆。  

　　2022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回顾50年的合作进程，中德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两国成功地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中德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不仅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力地促进了亚洲、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目前，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的双边对话合作成为中德关系的主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0月13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中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德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2021年9月德国大选后，德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政策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但是德国大概率延续对华务实政策。中德友好关系的延续和拓展，既会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也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双方政府、商界、学界和民间的不懈努力。展望未来，中德两国必将秉承平等互尊、合作共赢精神，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德关系迈上新台阶。  

  （文章资料主要来源：王殊，《中德建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共百年与欧洲”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 

  审校：齐天骄 

　　审核：刘作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