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内要闻

　　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这是继2024年11月北京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成功举办之后，由中国和希腊联合主办的第二次世界性古典学盛会。习近平主席在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习近平主席的贺信站在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古典文明对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奠基性贡献，是古典学研究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正是在这样的文明视野下，世界古典学大会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古典文本与古代传统本身，更是不同古老文明之间如何重启古典智慧，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期为现代世界提供新的思想启示。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虽各具特质，却在诸多根本问题上同声相应、息息相通。从北京到雅典，从首届到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中国学术界阐释的“中国的古典学”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又将如何以古典智慧回应时代之问？ 

　　中西合璧的古典学如何重新定义古典 

　　自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成功举办以来，国际学术界日益认识到，古典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语言或传统，而是面向人类历史上一切拥有传世经典、滋养美好德性与精神品格的古典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方婴认为，从传统意义上看，古典学主要指对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围绕这些文本展开的哲学、历史、考古以及碑铭等材料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一传统框架中，西方古典学长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较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之后，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贺信精神的引领下，中国的古典学界通过推进古典学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正在致力于建设中西合璧的古典学。贺方婴提出，这种新的理解强调将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人类历史上一切对思想体系、思想方式及精神品质的形成具有奠基性影响的古传典籍，推至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明传统。她将“中西合璧的古典学”理解为一个具有三个面向的整体结构：面向中国自身文明传统的研究、面向人类文明整体的古代典籍研究，以及对以希腊—罗马传统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学的持续研究与深化。在她看来，这三个面向共同构成了新的古典学内涵与外延结构，使古典学从单一文明传统的研究，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从理念层面强调，中国的古典学以古典学为切口，使不同文明得以在其经典传统、历史经验与价值体系层面展开更为深入的对话与交流，这一学术构想不仅推动了古典学学科本身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当代文明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即强调在多元文明并存的格局中，通过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来深化人类文明的整体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作奎从全球古典学学术演进脉络的角度作出判断。他认为，当下古典学的概念认知“已然完成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从西方中心到文明平等的根本性跃迁”，古典学从西方独有的学科转变为承载全人类古典文明遗产的通识性学术领域，“这是对古典学概念最本质的纠偏”。刘作奎认为，西方古典学过去将古希腊罗马文明视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代表，赋予西方古典文明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他认为，新的古典学内涵和外延将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的古典学研究形成多元文明对话、平等交流的学术格局，让古典学回归人类共同文明研究的本质。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高光时刻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将古典学从故纸堆的考据之学，升华为回应时代、以古鉴今、连接人类命运的活态智慧。“习近平主席贺信、希腊总统贺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辞，提升了古典学研究的国际关注度。”刘作奎谈到。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宣布在希腊雅典设立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是亚洲国家在西方文明腹地设立的首个古典学研究机构。刘作奎认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既是中希文明互鉴的实体载体，更是古典学多元共生的标志性成果。 

　　张志强表示，如果仅仅按照传统意义上“小范围的希腊罗马古典学”来理解古典学，其实是很难团结如此广泛的学术群体的。在他看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之所以能够汇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关键在于对古典学有一个更宽广的理解——以“各文明的古代经典研究”作为最大公约数，使从事不同文明古典研究的学者都能够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学术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以古典学团结不同文明知识分子”的作用。 

　　张志强同时观察到，从西方古典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近年来它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其学科正当性也受到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在某种意义上重新给予了西方古典文明及其研究以应有的尊重和位置”。一些来自西方古典学界的学者表达了积极的感受，认为古典学在西方内部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通过这样一个由中国主办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张志强表示，不少学者认为，“这样规模和层次的古典学大会，只有中国能够组织举办，单靠西方自身很难完成。从这一点来看，会议的整体效果是非常积极的，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发展，也推动了中国自身学术体系的建设。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成熟的研究队伍，建立了相关平台，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传统，在国际学术界也开始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新的古典学内涵和外延也显著推动了我们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等。可以预见，未来围绕东方古典智慧与古典传统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升温，并形成新的学术热点。 

　　贺方婴从中国学者身份转变的角度分享了她的观察。她说：“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学者们开始以更具主体性的姿态，进入到古典学研究的世界性舞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体现在具体议题的呈现上，更体现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结构位置的变化——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古典学研究往往被纳入“汉学”或“东方学”等区域性知识框架之中。而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中国学者正式以古典学研究者的身份，与来自古希腊—罗马研究、埃及学、两河流域研究、亚述学以及古印度经典研究等不同传统的学者展开直接对话。这种跨文明的学术汇聚，使不同古典传统之间的研究成果得以在同一交流平台上呈现，从而在经验层面形成了一种更为多元的比较视野。 

　　从古典学学者的角度来看，贺方婴认为，当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时，其实不仅仅是在关注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同时也在通过实地考察交流等方式，更直接地接触和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现实遗存与文化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古典学同行得以亲身观察中国古代文明所留下的丰富物质与精神遗产，从而更加直观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度与精神广度。因此，这种交流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互访，“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古典文明之美的整体性形象——既是历史延续中的中国，也是审美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在文明形态与精神气质上都具有独特表达的中国”。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时代使命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典学虽然以古典文明为研究对象，但其关怀始终面向人类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发展。现代文明的诸多重要进步，往往建立在对古典传统持续发掘、重新理解与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之上。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尝试重新激活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使其与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方式结合起来。围绕这一主题，大会设置了四个分议题，其内在逻辑具有清晰的递进关系。分论坛一以“德性与教化”为起点，讨论古典传统中关于德性、善与人格养成的思想资源，并思考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基础性意义。分论坛二在德性基础之上，引申出“友爱与共同体”的问题，讨论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建立基于信任与伦理的关系结构。分论坛三进一步扩展至“和平与秩序”的层面，从个体关系与共同体关系出发，思考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在古典伦理资源的启发下形成更具稳定性的和平基础与秩序结构。分论坛四面向当代技术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现实问题，讨论在第五次工业革命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古典智慧是否仍然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价值指引与精神资源。 

　　贺方婴介绍，从整体结构来看，这四个分议题构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由基础到展开的递进体系：以德性为根基，经由友爱与共同体关系，延伸至和平与秩序，最终回应技术时代的现代性挑战。“我们希望在快速技术化与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将古典传统中关于德性、友爱与善的理解引入当代语境，使之成为现代人思考世界与自我时的一种重要视角。” 

　　贺方婴表示，如果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体现的是学科层面的框架拓展与国际交流的初步展开，那么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则更强调古典学的现实关切，即推动古典学从学术研究走向对当代世界的思想回应。“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饱含着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对古典世界的深情回望。” 

　　刘作奎回顾了两届大会的推进历程。他提出，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重点是扩展古典学的内涵和外延，而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从‘扩展古典学’推进到‘激活古典学’”。其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在全球变局、技术变革和文明关系重塑的时代，古典学如何为当代世界提供价值判断、思想资源和文明方案。 

　　刘作奎认为，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有两条突出主线：一是“以古典智慧回应时代之问”，强调古典学不是对过去的怀旧，而是从人类文明的源头性经验中寻找理解当下、面向未来的思想能力；二是突出“世界古典学大会是文明互鉴的平台”，说明中国不是古典学的旁观者和接受者，而是重要的组织者、阐释者和贡献者，中国学者可以把中国经验转化为世界学术共同讨论的议题。 

　　张志强则从“友爱”这一具体概念切入，讲述了议题设置背后的思想脉络。他说：“友爱其实是古典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尤其是在中西古典学对话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这一概念主要源自希腊哲学传统与古典思想，但在中国文明中也存在相应的思想表达——比如中国传统中的“仁爱”“仁义”以及“德性”的观念，都在不同层面体现了类似的价值关怀。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典传统，都对“共同体”这一问题具有内在的共同关注与价值取向。 

　　张志强进一步强调，这样的交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古典视角，以反思当代世界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叙述”，尤其是以英美现代化经验为代表的发展路径。在这种现代性框架中，个体往往被纳入较为机械化的整合结构之中，并最终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构逻辑。而引入“友爱”“德性”以及“共同体”等古典概念，正是希望从另一种思想资源出发，对这种现代世界秩序的理解方式进行重新审视与平衡。他认为，我们强调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回到古典概念本身，而是希望在这些概念基础上，构想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形态，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涵的新的文明愿景”。这些概念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文明重建的思想取向。 

　　谈及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的特殊意义，张志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姿态。“我们希望通过在文明源头处展开对话，能够更深刻地把握不同古老文明之间在根源层面的共同性。”事实上，人类文明在面对共同问题时，在其早期阶段就已经形成了相似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正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然而，在文明后续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一些文明逐渐形成了文明等级论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种原初的共同性。因此，“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重新回到文明的源头处，重新发现对话的可能性与共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回到根源处，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展开更具深度的文明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雪 刘雨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