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研讨会综述

    全球气候变暖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治理问题需要各国共同的努力，在联合应对气候变暖过程中的全球气候谈判充分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2010年1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办了“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研讨会对气候变化背景中的全球治理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由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吴弦研究员主持，欧洲所所长周弘应邀出席了会议，并致欢迎辞。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陈迎研究员和欧洲所曹慧助理研究员，分别就“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与中国的应对战略”、“欧洲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谈判策略”三个议题作了主题演讲，并对即将召开的坎昆会议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一、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存在不足

    张海滨教授指出，从国内研究来看，对于气候变化是否影响国家安全尚存争议。主要来自环境和气候变化学界的支持者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安全观已经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问题；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反对者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手段，单纯的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被夸大了。

    从国外研究来看，西方国家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较深入。目前，美国在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表现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在研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紧跟时代步伐，文理研究交叉；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视野开阔，针对性强；第三，在研究水平方面，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第四，在研究体制方面，形成了官、学、研三位一体的联合研究体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存在缺陷，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内研究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因而无法对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估；第二，照搬国外分析框架，不符合中国国情；第三，缺乏实证研究。在当前，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边界，扩展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框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气候变化问题事关中国国家安全问题

    在对国内外有关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张海滨教授提出了判断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评判标准。第一，导致国家的领土面积减少或领土质量的大幅下降；第二，导致较大范围居民生活质量短期内的急剧下降，危及健康乃至生命；第三，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政局动荡；第四，导致政府的内外自主权受限，选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或约束；第五，国防建设和重要战略设施受到明显威胁。只要某一事件导致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出现，就可视为国家安全遭受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全球气候的持续升温，1）海平面上升将淹没部分领土，导致陆地领土面积减少；2）加剧土地荒漠化，损害国土质量，挤压生存空间；3）极端气候频率和强度均增加，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4）国际国内压力不断增加，政府的自主选择空间不断遭受挤压；5）对国防军队建设、政治和社会稳定都会造成冲击。按照影响国家安全的评判标准，基于以上判断，张海滨教授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三、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一）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的演化

    欧盟、中国和美国是气候谈判格局中最重要的三大主体。曹慧助研指出2002年之前，1/3关于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都出自欧盟的相关政策，欧盟自我标榜是领导者，不遗余力的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而美国却长期以来减排不积极，甚至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欧盟在难以逼迫美国就范的情形下，一度对中国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从2005年开始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开始不断指责非难中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随之趋向缓和，气候谈判的国际大格局也逐渐演变成为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

    （二）欧洲气候变化政策及谈判策略

    曹慧助研将欧洲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总结为三大阶段。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提议阶段：开始把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题，并对能源、环境、交通等领域的政策进行整合；第二，1995年-2001年的形成阶段：经历了曲折的气候变化政策立法过程；第三，2002年以来的执行阶段：以欧盟开始运行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标志。

    欧洲气候谈判策略可以用政治学的理性主义方法进行分析，气候变化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合作问题，而合作问题需要通过国际机制解决。假设所有行为体都具有理性，偏好只受外界影响，不受内生性影响，从近现代主义的零和博弈来看，国际合作是达成国际制度的重要步骤，但是由于权利驱使和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合作往往是暂时的，非赢即输。从新制度主义的非零和博弈来看，只要能够找到“双赢”的结果，合作就是永恒的。因此，国际气候谈判的逻辑是各方有期望，从而萌生了合作的愿望，最后通过国际机制达成合作，实现各自的期望。

    （三）中国气候谈判应对策略

    从战略层面来看，基于气候变化事关国家安全的判断，张海滨教授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需要有大视野和大智慧，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统筹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需要综合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战略，需要提高到类似解决人口问题的高度。

    从战术层面来看，陈迎研究员认为要将气候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团结发展中国家，虽然不能主导谈判，但是要在资金、技术等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努力争取自身的发展空间，积极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四、坎昆会议的分析及展望

    陈迎研究员指出国际气候谈判重点围绕共同愿景（即全球减排的长远目标）、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这五大议题而展开，这些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果一个议题不能达成，则所有议题的谈判都会停滞不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导致了最初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令人失望，仅达成了两个充满争议的工作组主席案文和一个不具有法律地位的哥本哈根协议。同时，一系列关键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深，资金落实存在困难，双轨制的谈判格局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受到挑战。因此，后续谈判仍然任重道远。

    实际上，即将召开的坎昆会议已经降格为部长级会议，并且还将面临五大焦点问题。第一，双轨或并轨的问题；第二，如何进行全球排放空间划分的问题；第三，资金问题；第四，“可衡量、可报告、可核实”问题；第五，贸易问题。国际社会对于坎昆会议的预期不高，欧盟的实际领导地位有所削弱，美国也难以有所作为，而中国和77国集团的分化正在加剧，综合来看，坎昆会议达成积极性成果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