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所长会见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代表团

    2011年12月5日下午，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教授会见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一行5人，双方就当前中国和欧盟关系、双方共同关心的气候变化和环保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并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等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讨论。来访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包括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热罗姆·朗贝尔（Jerome Lambert ）先生、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委员玛丽-路易丝·福尔（Marie-Louise Fort）女士、国民议会工作人员帕斯卡尔·劳兹（Pascale Lauze）女士及法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

    就法国国民议会议员非常关心的、中国学者如何认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周弘所长认为，欧洲联盟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伟大尝试，在当前由于来自欧洲内部和外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变化，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和欧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双边关系领域里：1、中欧间的贸易量；2、欧盟的对华援助；3、政治领域的中欧领导人互相访问；4、中国从欧洲引进技术等。而近几年、甚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欧双方关注的领域会转向带有全球性意义的方面，比如气候变化问题、环境污染、发展方式问题等，这些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凸显出来的。这就要求中欧关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相互间的认知和合作的领域，但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如：1、我们都应关注世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2、要善于发现中欧关系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的新议题；3、要通过合作“共赢”加强中欧关系。

    欧洲在发展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科学技术、制度经验、思想文化成果，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认真向欧洲学习的地方。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着如何解决经济均衡增长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所谓均衡问题，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问题。对于增长和均衡之间存在的悖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我们应该多向欧洲人学习，然后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加以运用。

    周弘说,中欧关系中也有“死结”，碰到了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搁置”。这就好比我们在前进中碰到一块大石头，在彼时没有能力将之搬离主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绕道而行，保障前进是最重要的，前进了才可能积蓄能力解决困难，也许到那时候，问题就不解自决了。

    在这点上，热罗姆·朗贝尔先生表示完全同意周所长的观点，他也认为，应该首先解决在前行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否则小石头会变成大岩石、进而大岩石变成大山，那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将是因此而停滞不前了。

    就玛丽-路易丝·福尔女士提出的“是否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问题，周弘所长认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那就是美国。不仅是中国，包括欧盟都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从务实的角度讲，中国同欧洲合作有很大的现实发展空间。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国的实用技术越来越少，中国从欧洲获益最多。在技术方面，我们还远远落后于欧洲。在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方面，自日本福岛核电站由于地震出现泄露问题后，德国宣布放弃核能，因此正在积极地谋求可替代的能源。众所周知，太阳能比核能价格低，但在存储方面却比较昂贵，如果能够解决储电技术问题，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能源供给难题，围绕能源而展开的国际关系问题也会随之改变方式。正如我们谈论气候变化，其实气候变化谈判背后的实质是政治因素，既包括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益分配问题。

    周弘所长认为，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的困难既包括技术攻关，也包括利益分配，要合作开发技术，首先应合理分配利益，以此为目标，双方应该：第一，坦诚交流；第二，为共同的发展目标而相互尊重。周弘举例说，欧洲“社会伙伴”协商机制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达成协议很困难，但是终归会达成协议，因为协议本身对各方都有利，是共同利益。我们谈共同利益的时候，也必然涉及利益的合理分配，所以强硬态度并不意味着不能达成协议。

    议员朗贝尔先生说，欧洲人对中国近几年的强势发展开始感到恐慌，担心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周弘所长表示，感到恐慌说明彼此不了解。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居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增加，这部分资金会随中国人到欧洲旅行、购买欧洲国家的产品，如德国和法国的汽车、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奢侈品等返回欧洲，2010年中国人新购买了1800万辆私人汽车，对于欧洲的汽车业是强劲的利好因素。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相反，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才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中欧双方在多领域、多层面上的合作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可行的。

    最后，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国民议会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朗贝尔先生和周弘所长都表示，今后，中欧双方应加强沟通和了解，在更多领域展开互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