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在社科院欧洲所的演讲

    尊敬的周弘教授和各位新老朋友，我非常高兴能够接到邀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各位讨论国际体系的最新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中国与欧洲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时，国际格局与现在截然不同，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东西方处于相互对抗的状态，德国在二战后被分成两个国家，一堵高墙穿过我们的首都柏林。当时地球南端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许多人而言是陌生的，只有当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扩大各自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显示军事存在和保障原材料供应而在这一地区发动代理人战争时，这些南部地区才走进人们的视野。那是一个对抗的年代！

    对我而言，在70年代初担任德国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和政治偶像，他想用“新东方政策”来打破这种相互的对抗。今天，我们可以说，他确实做到了。就是他的这种以接近求改变的原则（ 也称为“缓和”政策），让整个欧洲大陆结束了分裂的状态。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我不必过多解释，但是80年代末（苏东）巨变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直到今天才真正感受到。 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因为东德人和东欧人都想获得和西方人一样的福利、自主权和自由，当时倒塌的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分裂的象征，而是一个国际体系大变革的开始，我们现在都处于一个从20世纪的两极世界到21世纪的多极世界的历史性转型进程中。许多人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才意识到这一政治转折。第一次，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的国际谈判中不再处于中心位置，来自五大洲的重要国家在G20的框架下代表了全体国家的利益。

    我必须说，目前G20的作用还只是局限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这一领域，但是我相信，也肯定，G20在其他领域也将发挥作用。我们将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呢？有一点可以确认，在军事领域我们将仍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一个单边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军事优势使其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开展全球性（军事）行动的国家。但在经济和安全政策方面，在美国之外还会有其他力量中心的崛起，中国如果继续保持稳定的发展，将会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还有作为全球最重要经济力量的欧洲。视其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俄罗斯、巴西、印度也许还有南非和墨西哥可能也是新格局中的新力量。但是这些国际格局中的新力量不能单独应对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恐怖主义带来的非对称性威胁（最近我们也听到了关于本. 拉登的报道），气候变化以及能源供应的不确定等。只有有效的多边合作才能应对这些挑战，而联合国无疑是实现这些合作和协调的最恰当的机构。

    现今的这代年轻人是有史以来第一代真正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今在地球一边发生的事情会迅速直接地影响到另一边。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灾难在欧洲引起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讨论，此次北非和阿拉伯世界革命的影响也超出了（不局限在）北非和中东，由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各种极端自然灾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得各种信息和图片能够在全世界传播。如果我们还是抱着上个世纪那种要在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方面进行对抗的思维，我们不仅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困难挑战，还将最终成为这些挑战的牺牲品。所以，结论就是只能进行国际性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根据我的经验，所有的国家都是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往往不愿意进行有利于大家的国际或地区性的妥协。但如果走这一条路的话，其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和相互对抗，我们欧洲人在上个世纪对这种做法所导致的可怕后果深有体会。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进行相互谈判、合理的平衡和达成妥协的政治意愿（好像不太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而是我们也要接受其他国家的合理的利益和传统的价值，即使这一利益和价值与我们的不同。忽视这些差别是错误的，而用暴力实现本国的利益更是错误的。

    发达工业国在八国集团的框架下协调彼此的利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样有权利这么做，最近在海南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对此加以重视，必须要小心注意，这观点相似的国家不要组成新的国家集团，不要让金砖国家和G8相互对抗甚至成为敌对的两个阵营。要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们必须要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合作网络，以此来补充和准备全球层面的谈判进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欧洲以及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如此重要，首先请允许我对中国的发展说几句，我一直关注有关于“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辩论。许多西方的观察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工业国，而许多中国的朋友则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从局部出发的话，双方的意见都对。我在中国做过许多次的旅行，由此我的理解是中国的一条腿站在19世纪，而另一条已经在21世纪了。还有好几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经过30 年的发展，或者我可以说仅仅才经过30年的发展，有2亿人能够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我理解为什么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双方在谈判中就可以据此提出或者拒绝一些要求。我自己认为中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可问题是世界已经等不及数十年后中国再来承担国际责任。气候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和美国在过去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犯下了很多错误，给环境带了巨大的破坏，我们的工业化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却以破坏臭氧层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代价。

    科学界很晚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很晚才开始转变能源政策，通过调整消费习惯和减少排放让能源消费更为环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并且这里的人们也有权享受和我们相似的生活水平，但这就意味着中国要犯我们同样的错误吗？当然不是！中国能够也将会比我们学习的更快，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十二五规划表明，中国在我们所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开始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实现节能减排。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中我们就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取得了一致，这意味发达工业国需要比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同时每个国家应该也必须在不损害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尽其所能为减排做出贡献。这不仅需要每个国家的口头承诺，而且需要国际协议来进行约束。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经验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国际政治领域，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累述。

    中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也将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为此，不仅中国同时德国也需要可以信赖的伙伴。欧洲就是这样的一个伙伴，欧洲超过美国是中国第一大经济伙伴。同时，欧洲首先是一支“软力量”，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和平工程。欧洲在历史上战乱频繁，在目睹了二战带来的巨大灾难后，明智的欧洲政治家如德国总理阿登纳以及法国总统戴高乐决心改变欧洲深陷战争的历史逻辑。今天的欧盟就是从六个创始国开始，随后成员国不断增加，经过经济货币联盟阶段，最终通过《里斯本条约》发展成为了一个政治联盟。这一过程最为独特的就是民族国家迈出了有史以来革命性的一步，将国家主权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在今天诸如贸易政策等领域的谈判中，不是成员国政府而是欧盟来作出决策。共同货币欧元的诞生是这一进程的高潮，坦白来讲，对于德国人而言放弃我们自己的货币马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马克代表了德国的强大，是稳定、财政纪律和市场经济的象征。

    当然在过去50多年中（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有倒退和危机，最近的危机就是发生在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的债务危机。欧盟在以前的发展中克服了种种危机，我毫不怀疑欧盟也能克服目前的这次危机，欧盟已经通过了建立应对危机的保护伞机制的相关决议，这显示了欧盟、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对弱小成员国的支持。这些决议也意味着陷入危机的成员国也必须进行痛苦的、长期的结构性变革，要整顿公共财政，严肃财政纪律。对中国而言欧盟在世界经济中仍将具有重要的地位，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是主要的贮备货币之一。欧盟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全球性政治行为体，取决于各成员国政府对《里斯本条约》切实的贯彻和落实。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要做到。欧洲必须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否则将不可能有资格和其他全球性政治行为体同台共舞，设立统一的欧盟外交机构正是朝这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理性的选择，欧洲可以在制度、经济、软实力以及中国所不熟悉的区域一体化方面提供经验，而中国则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伙伴国，所以请允许我就中德关系谈谈自己的想法。中德正式建交将近40年来了，这差不多是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目前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高速发展。特别是过去的几年中，中德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谈论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称号就是对这一成就的赞赏和认同。经济交流是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我们在欧洲和亚洲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是中国最大技术转让国，这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率先走出危机并在G20框架内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共同合作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并且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当然我们的合作不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一些全球性议题上相互协调也是我们共同利益所在，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并且将来会有更多的领域需要我们双方的合作。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我们也拥有共同的利益，国际社会对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非常担心和关注。日本福岛核事故让我们重新评估之前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德国已经迅速调整核能政策，最近温家宝总理要求对核安全进行检查的安排，从长期来看也可能会使中国的核能源政策得到调整，我们非常有兴趣在这方面和中国展开深入的交流。

    去年夏天我们两国政府首脑温家宝和默克尔会面时签订了内容广泛的联合公报，其中确定了我们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现在公报的内容已经开始付诸实施，不久前德国外长和中国外长在北京举行了部长级战略对话，温家宝总理也将带领包括重要政府领导人在内代表团7月赴柏林进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是此次会晤的核心内容，此外还包括文化和公民社会建设和法制国家建设。所有这些表明德国和中国是平等的伙伴，当然伙伴关系的发展也面临障碍，开放的市场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但我们双方的企业也是竞争对手，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公平地保证市场准入条件。

    德国企业非常愿意在中国投资，今后几年在化工、以及能源和环境的创新型技术方面将会有数十亿的投资。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外投资具有很大的风险。他们的比较优势往往就在于拥有某一种特殊技术，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就特别重要。对于很多建立不久的中国创新型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恕我直言，他们中间目前仍然有许多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的抱怨。同样，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投资德国的中国企业也是一样。

    经济的强劲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非常成功，在世界范围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生活水准。这种成功的基础建立在我们对德国历史上第三帝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独裁统治的痛苦经历上，我们经验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建立在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国家的基础之上。尽管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传统，但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相互学习，特别是在建立和谐社会方面，不是通过说教的方式，而是保持理性和求知的态度。中国庞大的人口一方面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使得建立和谐社会的进程充满风险。改革开放30年，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的命运，迈向了充满希望和人性的生活。对此我非常钦佩。在十二五规划中的许多重要措施都在继续这样的政策，为了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所有人实现小康这一目标。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比之前都更为重视每一个个体的人。非常引人注意的还有温家宝总理谈到了有关经济结构、地区发展差异、腐败以及抑制通胀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中国的稳定发展，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除了我们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制度，当然也有意见的分歧。我们同意贵国政府看法，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从长期来看建立在内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需要社会和地区的平衡，建立法治制度、保护环境和坚持以人为本。要实现以人为本首要就是要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我们正要就此进行深入的交流。我们的大学之间要进行交流，像中国社科院这样的科研机构在这些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交流使得双方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之间建立起中德未来的桥梁，为我们双方的青年俊才和未来接班人建立一个长期的密切的交流网络。

    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动在中国的6个地区和城市进行，我很高兴看到在这些地区陆续又开展了后续的活动。在4月初我们在天安门旁的国家博物馆举行了启蒙艺术展，600 多件展品向人们介绍欧洲历史上“启蒙”时代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作为个体的个人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端，理性和自由成为了个人争取自主权的推动力。在一个同时举行的关于启蒙的对话中，我们要和中国朋友相互交流，要弄清楚为什么在启蒙的基础上欧洲是这样发展的，而中国却同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哪些使我们相互联系？而哪些又将我们彼此分开？我们中德双方的年轻人将就此展开对话和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对此感兴趣.明年在德国将要举办中国文化年，我们希望这一活动能够促进公民间交流往来，而不是追求焰火辉煌却又转瞬即逝的庆祝活动。

    最后，我想谈一个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对于继续发展双方伙伴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理解和信任要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克服双方现存的差异和意见的分歧，不让这些分歧和差异阻碍双方关系的发展，坦白来讲，这一点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虽然我们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这让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客观地、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地进行交流。中国总是能够听到来自我们对其人权政策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批评，而来中国方面则经常批评我们的政策是不恰当的干涉和说教。我希望在座的欧洲和德国问题专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不同的历史经验，欧洲和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绝不仅仅是利益外交，也是价值观外交。历届德国政府都是如此，今后也会一直保持。但只有当价值观外交不再是说教式的或者家长式的，它才能够获得成功，当我们对中国明确地提出要求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中国如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有不同于我们的特殊历史、文化和传统，当然也因此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点我们必须接受并且也在这么做。

    我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人权保障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政治和公民领域还有不足。当我们讨论这些不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危害中国（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当然不可能达到我们经过150多年发展才达到的水平，但中国可以更为从容地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批评，这些批评实际上并不会危及中国的稳定。

    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只有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才能使改革开放政策继续取得成功。法治国家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十二五规划中个人和社会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明智的决定。中德政府就许多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虽然在这些议题因为我们不同的历史经验而存在分歧。但这种讨论非常重要，唯有如此才能赢得相互的信任，为促进富有成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我很高兴温总理亲自将法治国家建设纳入双方政府的年度会晤议题中。理性、坦诚和公平，这就是我们在相互交往中所需要的，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谢谢大家！

周弘所长的点评

    刚才热烈的掌声已经说明在座的各位对大使先生既精彩又平衡的演讲的接受和感谢程度，如果所有的欧洲国家驻华大使都能够对中国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力，那么我们同欧洲的对话会顺利的多。大家说过，如果中德关系搞好了，那么中欧关系就能够比较容易搞好；如果中欧关系搞得好，那么世界上的很多难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中国和德国之间以及中国和欧洲之间有一个问题，也就是大使先生在最后讲到的，双方之间不够理解，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为什么大家喜欢大使先生的讲话呢？因为大使先生在讲到中国的时候能够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同时也能够比较深入地向我们解释德国和欧洲是这样一种力量。

    理解和包容是中国的传统，虽然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的这种特性的时候不像欧洲在介绍自己价值观的时候有那么大的力度，但我们希望这样的传统能够为外界所接受。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不同，所以大使先生刚才所讲到的要加强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今天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因为从欧洲引进了大量的技术和资本，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概念包括一些治国的理念。但我们也知道这些治国的理念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偏颇的。我们都记得法国的罗兰夫人曾经讲过：“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任何一种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都有可能是片面的，我们在接受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的土壤到底能够消化多少。

    这一点我想在欧洲也是这样的，大使先生刚才也讲到了启蒙，正是在启蒙时期，欧洲大量地引进了中国的思想观念，但后来也对这些中国的思想进行了反思。这样的一些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并且通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的机会。

    我在这里还是有两点要讲：首先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不需要再进行改进了，已经是最好的了；我们需要不断地改进，同时在改进的时候必然需要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在改进的过程中愿意和外国朋友们进行磋商交流，但是中国绝不会在外界恶意的压力之下进行改变。所以，今天大使先生的演讲好就好在是在平等和理解的基础上同我们对话，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发现了很多的机遇。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们在座的各位资深研究人员向大使先生提问，并请大使先生回答问题。

问答环节

    问：中东和北非目前发生了剧变，请问德国方面如何看待以及将如何调整在这些地区的政策？

    答：我认为北非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目前的状况不能一概而论，这些国家的问题积累了数十年之久，其中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但重要的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与他们的人民之间的距离愈加疏远。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年轻人有发展的前景，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却没有。德国政府对这次事件的评估和中国政府一样都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希望当地人民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稳定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这种困境需要解决，一方面在政治进程中这些国家新政府的政策需要人民的接受，另一方面，现在评价这些发展还为时过早，这些国家如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内部结构情况不同，也不明白这些国家的发展走向那个方向才能为本国人民所接受。面对这些地区的革命我们也应该反思，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将稳定作为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我以自我反省的态度来说，我们欧洲人也和这些地区的领导人如穆巴拉克、卡扎菲进行过合作，以保障原材料供应，中国政府也这样做过。我们必须要在有合法性的保障能源供应和当地的稳定发展之间保持平衡。同时我要强调，这些问题用暴力是解决不了的，只有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作为最为的手段，这一点中国和德国的立场比较接近。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是为了对那些威胁本国人民生命的政权施加压力，大家可以看看卡扎菲是如何对待他的人民的。我个人是十分反对对利比亚动用军事手段的，但是存在一个红线，当（利比亚）内部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要考虑保护人民。

    问：此次利比亚事件中欧盟整体和成员国之间的反应和立场您个如何看待？接下来他们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答：没有一个欧盟整体的立场，因为我们内部对此也意见不同，您们也已经看到了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和中国一样（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了弃权票，而其他国家投了赞成票。我们德国国内对此次投票争议很大，德国不能派兵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这在德国国内是有共识的，但在政治上，我们反对卡扎菲政权对其人民所采取的行动和手段。形势的发展和当初的考虑很不同，北约现在也很难做到把行动限制在其得到的授权的范围内，很难说哪些是保护人民，哪些是攻击卡扎菲的军事力量。给利比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欧盟内部已经达成共识，我毫不怀疑德国将参加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工作，我们的军队可能将药品、医疗设施等送到班加西，这些肯定也会引起国内的政治争议。简单地说是或者不，对中国而言同样也是很困难的。可以看看叙利亚，我个人很担心叙利亚可能也会发展到像利比亚一样的局势。我听到许多中国朋友说不能让利比亚的逻辑重现，在安理会通过决议，然后采用军事手段保护平民。但在叙利亚受到伤害的人民难道没有和利比亚人民一样的受保护的权利吗？在安理会我们很难把眼睛一闭，我们必须负起责任，为无助的人民提供帮助，给这些政权划出红线。叙利亚可能不是最后一个，中东地区充满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但很难。海湾国家的做法相对理智，比如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