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动

沈大伟：美国视角下的中欧关系

 

    2010年4月15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大伟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会议室，进行了题为“美国视角下的中欧关系”的学术报告。沈大伟教授以美国学者的独特视角，以中欧关系的历史回顾为切入点，全面的分析了中欧关系的历史渊源，当前发展现状，未来的走向，以及当前美欧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对中国的认知状况。

    沈大伟指出，中欧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最早始于晚清时期，自中欧往来伊始，中国人的眼中的欧洲就体现出积极和消极两个截然不同的面相。以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为标志的欧洲帝国主义，向中国人传递了一个非常负面的欧洲形象。欧洲帝国主义的外来压力，是导致清王朝崩溃的重要外因之一，而同时，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也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也客观上促使了中国精英的觉醒，如洋务运动，如严复等知识分子对欧洲先进经验的学习。 这种对欧洲经验的关注和学习在后来不断的持续和深入，1920年代的梁启超和中国赴法留学的共产主义先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甚至在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也可以找到欧洲影响的痕迹。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代，中欧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欧关系从未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正常发展，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总体向好，但因苏联的影响不断波动，而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除了法国的特例，总体上发展迟缓。本质上，这个阶段的中欧关系是典型的冷战背景下的关系模式。

    中欧关系的真正变革，始于1995年，因为自1995年开始，中欧双方在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思考，而自1995年至今的15年，才是中欧关系真正意义上发展的15年。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冷战的结束。第二，中欧关系中不存在台湾问题，这也是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的区别。第三，欧洲在亚洲没有战略性利益存在。第四，中欧都抱有国际体系应多极化的共识。第五，中欧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基于这些原因，中欧双边关系近年来一支稳定发展，在这期间，欧盟对中国的主要战略，大致有三个： 第一，多边层面的积极的接触战略（positively engaged），欧盟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性多边主义机制，而中国则应该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机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立场接近，可以说在这个方面一个跨大西洋的共识是存在的 第二，在双边层面，无论是中国与欧盟，或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将双方的互动和接触制度化。 第三，促进中国的内部能力（domestic capacity）或者说治理能力(governance capacity)。这是美欧对中国战略的一个显著差别。美国更关注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的动向，而相较美国而言，欧盟则更关注中国内部的发展变革，如经济上的转型，依法治国的制度化，透明和开放性的提升，社会福利改革等等。

    最近四年来，中欧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波折。这始于2006年8月17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的对华关系问题的通讯（ communication）。欧盟在这份通讯中一改往日的腔调，在中欧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向中国提出了若干强硬的要求。自这份通讯发表，中欧关系就开始了下行，而且，到目前为止仍未彻底恢复。北京奥运会前发生在巴黎的街头抗议运动，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和欧洲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接见达赖喇嘛，都加剧了中欧双边关系的紧张。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欧盟不解除对华的武器禁运，不赋予中国市场经济低位，以及多次接见达赖喇嘛，都造成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欧方则一直把“人权问题”，“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等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而对华贸易赤字，知识产权问题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也是欧盟对华不满的几大领域。

    沈大伟认为，要解决这些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问题仍需要一些时间。中欧关系的难题，存在于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政府层面的问题，只能由政府来解决。未来的PCA谈判，可能是解决政府层面问题的契机，但真正的难题，可能不是政府层面，而是社会层面。中欧社会层面之间的理解和认知水平很低，中国对欧洲是如此，而欧洲对中国尤甚。中欧关系真正独立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仅仅15年而已。中欧政府间的交往虽然有30年的历史，但中欧社会层面开始相互了解是近年来才刚刚开始。与政府层面相比，中欧社会之间的了解和认知水平要差很多。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欧洲很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都出现了不小的下滑，而从媒体方面看，与中国媒体对欧洲的关注相比，欧洲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力度也不够，且负面批评较多。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确实存在很多误解（misunderstanding），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等等。但另一方面，中方也应认识到误解（misunderstanding）和批评(criticism)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有些时候，批评未必源自对方的不了解，而是对方的不赞同（not agree）。

    沈大伟又进一步分析了中欧知识界在增进中欧相互了解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认为，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得分要高于欧洲学者。中国欧洲学界近年来欧洲研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一直在迅速提升，他对此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最近在中国访学的几个月间，每次走进书店，都会看到新的有关欧洲的书籍出现。大量涌现的研究著作，论文和成熟的期刊表明中国的欧洲研究处在相当生机勃勃的状态。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除了英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正在衰落当中。在德国，荷兰和法国都有类似的状况出现，而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更加负面，在他们的头脑中有太多意识形态的问题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总体而言，欧洲知识界和智库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高，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同行，甚至落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都比欧盟要好。

    在报告的最后，沈大伟指出，欧盟需要长期的增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投入。在学术交流方面，学术会议是不错的形式，但长期的学者访学效果更好。在媒体交流方面，中国官方曾组织中国和印度媒体的高规格的媒体峰会，中欧之间，也完全可以参照这个模式。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是中欧之间需要切实的增加双方在学术界，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民间社会交流。否则，而双边关系的紧张会继续增长，双方的相互了解是难以达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