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发式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衰变化”演讲会综述

 

    2010年4月6日，《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发式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衰变化”演讲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隆重举行。应邀前来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的专家学者约50多人，主要有《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英文版作者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欧洲一体化研究让·莫内学者薇安 A. 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教授、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副主任、欧洲所所长周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重大课题《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主持人裘元伦研究员、中文版合译者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科技室主任张敏副研究员、薛彦平研究员和欧洲所的其他专家学者等，另外，包括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科研局成果处，国务院世界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外国问题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新华社《瞭望周刊》、《世界知识杂志社》等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应邀派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

    首发式上，周弘研究员首先热烈祝贺《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发行，并期待《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今后能够推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时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聆听施密特教授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的独到见解。

    裘元伦研究员对施密特教授来访表示热忱欢迎。他认为，今天施密特的演讲会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均是中国欧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主题。数十年来他十分关切欧洲改革和发展前途问题，是因为欧洲经济面临诸多困难，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了，他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与施密特教授就全球危机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交换更多看法。

    在施密特教授顺访北京之际，《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能够正式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的通力合作和全力支持。为庆贺她的专著《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发，施密特教授还精心准备了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衰变化”的专题演讲，内容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的兴衰变化、欧洲资本主义的三种模式趋同与新的特征、国家作用的分析框架——公共话语制度主义等三大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兴衰变化

    施密特教授从历史演变角度剖析了国家作用的兴衰变化特征。最近30年来，在欧洲政治经济生活中，国家的作用也经历了跌宕起伏。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国家处于中心地位，随后作为研究对象淡出人们的视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家作用一度复苏，随后又走向衰落。这种情况不仅与全球化和欧洲化造成的重大变化有关，也是“新制度主义”兴起的必然结果。

    在一个日益欧洲化的地区和日益国际化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变化导致人们在研究中容易低估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一手导演了自己的退却，放弃了本可保障其自主性的各种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领域，国家转向了货币主义；在微观领域，国家取消了管制、实行了私有化和自由化；在超国家领域，国家建立了国际性和地区性贸易组织。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指导型的国家完成了转型任务，用“国家干预”（dirigiste）终结了“国家统制”（dirigisme）。即使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干预很少或干预效果很差的国家，它也在通过减少政府补贴和建立管制性国家的方式大力削弱国家的直接干预。只有在像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人们才能畅谈国家能力的提高，但这主要是由于国家以往的能力太低，欧盟只能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力量”。然而，国家的退出并不意味着国家作用的终结。因为取消管制并不意味着结束管制，而是采取另一种不同的管制。但是，从国家行动向独立的公共行动的转变却提醒学者们时刻要注意这一点：即国家至多不过是市场的规制者，这就使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舞台上的主角。

    2002年当《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首次出版时，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在独领风骚，全世界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在效仿美国和英国的成功经验，纷纷对金融市场实施自由化政策、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政策、放宽对劳工市场的限制政策。那些传统上劳资关系协调和国家影响较普遍的欧洲国家，正在承受着福利国家成本、过度管制的劳工力量和过度干预的国家力量造成的沉重负担，它们被认为是市场与效率之战中的失败者。当时，许多人都曾预言过它们的衰亡，现在情况不同了。自从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优越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那些从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中获得“自动稳定器”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抑制失业的增加，也能更有效地减缓危机给劳动人口和穷人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些劳资关系组织程度高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地通过协商方式改变工资和工作条件，那些国家干预更普遍的国家则能在全国范围更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以应对危机。美国对危机的迅速反应能力并非全来自其资本主义模式，而是来自其独具的特征，其中包括美国的全球经济领袖的地位，以及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工具的地位——这使美国能够继续从全球各地吸引大量的投资。

    资本主义国家的多种模式

    全球化与欧洲化的力量既没有带来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学者所断言的那种情况，即资本主义正在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同样，也不像其他学者在21世纪初所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继续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形态存在。至少，欧洲历史上形成的三种资本主义形态仍然存在，构成第三种形态的是国家增强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管制资本主义，今天，我将其称为“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SMEs）。在典型的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国家内，国家不仅在战后时期，而且在今日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国家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减弱，但它对企业和劳工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在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内，不管怎样，国家的干预较自由市场经济（LMEs）和调控市场经济（CMEs）更为普遍，方式也更不同；同时，企业与劳工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尽管企业和劳工面临的全球化和欧洲化带来的体制调整和经济调整压力是相同的。

    哪些国家符合这三种形态呢？施密特教授主要分析了欧洲的三个典型案例：即英国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代表的管制市场经济和法国代表的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如果超越这三种典型案例和欧洲范围，单纯从数量上看，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市场经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当然存在，但在数量上没有那样多。它们主要包括英语国家，实际上，只有美国、英国——某种程度上还有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这种情况。调控市场经济国家的数量要稍微多一些，但也不那么多。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包括德国以及荷兰、丹麦、奥地利、瑞典和瑞士这样的欧洲小国，而在亚洲，可能只有日本。相比之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国家，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东欧一些国家，亚洲国家中包括韩国，按理说也应包括日本，还包括拉美一些国家，中国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呢？重要的是，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两种形态的方法与将资本主义模式分为三种形态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矛盾（除了前者坚持只存在两种资本主义外），因为被归入国家影响的市场经济范畴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模式要求的国家。

    国家作用的制度分析框架

    施密特教授认为，传统的方法常常低估（如果不是忽视的话）国家作为关键主体的重要性。这种分析框架包括历史制度主义方法（HI），认为国家仅仅规范着政治经济制度路径依赖的一些规则和规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RI），认为国家仅仅制约着政治经济主体理性选择的激励结构。《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论，即话语推论制度主义，它的重点放在公共话语的思想的本质内容和互动过程方面，认为通过这种公共话语，政治主体能对公共行动进行探讨、协调和沟通。

    目前，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普遍加强干预，特别是从对金融机构国有化方面看，因此，将国家作用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分析的时机很适宜。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新国家干预主义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所有国家都在为稳定金融市场而进行深度干预（通过放任政策）的时候，资本主义各种形态之间的差异还重要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各国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背后的思想和公共话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差别依然明显存在。英国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最突出的对比。美国一度迟迟不动，听凭莱曼兄弟破产，众议院强烈抵制“金融社会主义”，然后才步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后尘，开始股权收购。英国自由市场经济比美国能够采取更好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因素，而且也是因为英国执政党理念上的差异（“新工党”对布什的白宫），以及深深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对国家的态度（在英国，国家在有限领域中的强势地位有更多法理基础的支持）。法国的国家影响市场经济比英语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走得更远，它努力实现了欧元区在协调上的共识、提出了全球多边干预的建议、实行了更多的内部干预（在欧盟委员会的控制下）。在德国的调控市场经济内，情况非常有趣，国家也进行了干预，但较法国国家影响市场经济和英国自语市场经济内的干预速度更慢也更谨慎。

    在施密特教授看来，如果我们已经证明第三种资本主义形态的存在，并且证明国家作用的重要性，那么，比较政治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仍然固执地无视国家的作用，而只看到一种或两种资本主义形态呢？因此，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思想和公共话语的规范作用的话语推论制度主义（DI）分析方法可能是有用的。

    政治经济研究中的理性制度主义方法很容易得出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趋同的结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方法的关注的是经济力量带来的压力和政治激励的内在逻辑。政治经济研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虽然没有那样绝对，但却在表面上使事情变得不可避免。这种方法认为，由于各国长期受到不同的历史规则和规程的限制，结果只能是演变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调控市场经济两种模式。对于那些试图反驳向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趋同的理论的人来说，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套理念，成为规范的推论主义策略的组成部分，这种规范的推论主义策略的重点是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两种而不是一种存在方式。

    那么，重新考虑国家因素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在指明第三种、即国家影响的资本主义形态继续存在的同时，也证明新自由主义一种模式的趋同或向两种形态的分化都不是必然的。其次，它在指出至少存在三种形态时，避免了让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当然还有亚洲四小龙、中国以及大量处于发展阶段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因为它证明，无论如何，这些符合第三种范畴要求的国家在制度行为上采取的是不同的国家影响的政治经济模型。  

    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话语推论制度度主义方法又是怎样的呢？它们认为，一种、两种或三种资本主义形态既非绝对也非必然，因为未来将受到公共话语所传播的思想的影响。同时，它们也证明所有三种资本主义形态之所以存在，这不仅由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结构和市场或协调的管理逻辑所决定，而且也由关于国家行为和企业与劳工互动关系的不同理念和公共话语多决定。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话语推论制度主义将现实政治，即执政党和反对党政治重新放在一起考虑，说明为什么特定政体和政治经济内的政策是政治的结果，这种政治结果减少了理性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必然性。因此，话语推论制度主义证明，所有市场经济的形态取决于公众的选择，选择不仅来自利益集团的权力冲突，也来自公共话语和商讨过程中的思想交锋。

    演讲会期间，与会代表就欧洲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新趋势、哪种资本主义制度更能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盟国家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公共话语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附录：《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内容梗概

    这部译著全面考察了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个国家在全球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特征。作者认为，这三大国家不仅是欧盟三大经济体，三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代表了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三种典型。在经济政策上，英国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国是中央集权主义、德国是合作主义；在经济实践上，英国是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法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德国是管制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作者通过对英、德、法三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策、实践和公共话语方面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比较，试图解答最近20多年来一直困扰社会科学家的许多问题。

    作者的主要论点是：全球化和欧洲化是推动变革的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力量，但全球化和欧洲化并没有造成结果上的趋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欧洲化压力面前，欧洲所有国家确实改变了各自的经济政策、经济实践和政策辩论内容。然而，这些国家面临的压力在时间上、程度上的不同，其对压力的反应不同、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同。虽然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但这些政策仍然存在差异，只不过差异有所缩小而已；各国的实践继续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差别有所缩小；各国的公共话语内容不仅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非常显著。在本书讨论的三个国家中，法国经历的调整量最大、也最有间断性，在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面前，法国不得不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改变其传统政策和实践，但其公共话语却缺乏法理基础（legitimization）的充分支持。相反，英国应对全球化压力的调整开始较早，随后开始的公共话语成功地阐明了政策和实践变革的合理性，多数变革不仅满足欧洲化的未来要求而且也符合英国的传统。最后，德国的调整发生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传统政策、实践和公共话语更符合全球和欧洲发展的需要，从那时起，德国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和实践，但至今也没有为其公共话语找到充足的法理基础的支持。

    作者分析了各国政策调整过程中国家、企业和工会力量之间的变化。全球化和欧洲化形成的经济、制度和观念性压力，以及应对这些压力的政策，毫无疑问对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定义经济核心中的企业、政府和劳工之间的结构性相互关系。总之，尽管大企业不可能成为‘无国籍的’，金融市场和贸易的国际化推动了企业关系结构的变革，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融资更依赖金融市场而非银行或国家，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因此，加上政府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这有助于松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传统关系。政府放宽了调控企业规则，通过监管机构这种更为正式、保持距离的关系代替过去的那种更为密切的行政关系或自我管理，企业开始较少受政府的直接干预或限制了，无数的国有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最后，企业的流动性、自主性和独立性日益增强，以及政府的自由化趋势，也改变了劳资关系均势局面。企业握有更大的谈判权，因失去了政府的许多传统性的保护支持，劳工权力受到削弱。这反而使劳工变得更具对抗性，不再具有合作性，工资谈判普遍更倾向于依靠市场和谈判分散化。

    在政治经济政策的自由化下，所有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不同于许多全球化文献所假设的那样，这并未出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趋同。也不同于当代政治经济文献对资本主义类型的论述，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消亡，既没有引发资本主义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相反，欧洲国家继续保持着战后三种模式发展上的差异性，由于这三种模式均朝着更趋于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差异性有所缩小。到了2000年初，只有英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得到了加强，德国的管制资本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仍趋向更大的竞争性，而法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从‘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转向了‘国家强化’型的资本主义。这三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差异，因为各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文化和历史构成了不同的变革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张敏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