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玉：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对欧开放合作研究 ——以蓉欧合作为例
[摘要]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是新时代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明确方向，而对欧开放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部地区结合区位优势的最佳路径选择。以蓉欧合作为例，深入分析西部地区对欧开放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表明，成都以“一带一路”建设、“蓉欧+”战略为契机，通过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夯实人文交流机制、推进双向投资力度、加速金融集聚、促进产能合作等举措，蓉欧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在中欧地方合作中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但存在新经济合作缺少发力点、科技合作机制缺失、金融合作有待突破、“蓉欧+”战略运行单一和招商引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未来需加强顶层设计，扩大金融开放水平，疏通科技合作渠道，激活招商引资思路，健全“蓉欧+”战略供应链体系。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蓉欧+”战略；中欧合作；对欧开放
一、引言
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是新时代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明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结合区位优势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西部地区经济开放水平、广度和深度与沿海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西部地区带来了机遇，自该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逐步形成，西部内陆地区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向开放”契机，日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为新时代西部大开放指出了明确方向。
西部地区定位西向开放对象不仅取决于西部各城市对外开放的战略眼光，同时也将决定未来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版图的另一端——欧盟，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欧盟用仅占5.88%的世界人口，实现GDP达16.35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美元），占全球GDP总规模的19.77%。工业规模、制造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指标均反映出欧盟为全球重要科技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业集聚区。截止目前，欧盟仍是全球国际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最为活跃的地区和最成熟消费市场。在国际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统计，2019年欧盟实现进出口总额超过万4.57万亿美元，中欧间贸易总值高达7180亿美元以上。近年来，在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形势下，中欧货物贸易还是保持以年均10%以上的增速增长。从2004年起欧盟连续16年保持着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国际投资方面，欧盟是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2018年欧盟在华新设立企业2499家，同比增长33.4%，实际直接投资118.6亿美元，同比增长35%。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存在长期性和反复性，深化中欧关系有助于转移对美依赖，维护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欧盟对华合作态度相对积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已显雏形，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连接中国与欧盟两端，中欧班列由成都、重庆、西安、武汉、郑州、义乌等城市开往欧洲，多条通道齐头并进，基础设施便利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以设施联通为基础，以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为主要方式，加以民心相同、人文交流为重要补充，加之中国西部地区对欧合作区位优势明显，在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前提下欧盟已成为西部地区西向开放的最佳路径选择。
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事实上，成都很早就敏锐地抓住巨大历史机遇，早在2016年1月12日便将深入实施“蓉欧+”战略作为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依托中欧班列蓉欧快线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展对欧开放合作。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成都对欧开放相关举措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日益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精确定位对外开放对象、实施积极主动开放布局的“排头兵”。
二、文献综述
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驱动效应，是适应世界范围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目前对西部大开发的文献主要从政策效果、产能转移和对外开放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在政策效果方面，肖金成等（2017）研究发现，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增长极培育和城镇化推进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发展环境和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东西部发展差距趋于缩小；邓翔等（2019）基于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法，以1978至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评估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效果，发现西部大开发显著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且政策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
在产能转移方面，主要文献认为西部大开发有利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部分产业，为西部地区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也提高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田爱国，2016；文丰安，2018）。董光晖（2018）侧重于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视角，以四川省为例，提出延续西部大开发政策、调整产业税收优惠以解决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优惠面窄、优惠方式单一、鼓励类目录界定宽泛等问题；唐良智（2020）指出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既要夯实传统制造业优势、稳住经济基本面，还要突出新兴科技研发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
在对外开放方面，宋萌和刘涵（2017）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西部大开发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自我定位为对外开放前沿，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激发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田孟清（2003）阐述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认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明显滞后于中、东部地区，造成西部开发和经济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动力，强调应充分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市场，促进“开放”在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和中欧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西部地区对欧开放成为可能。邓翔等（2017）通过对“蓉欧+”战略的分析，认为战略有效促进了成都对欧贸易的止滑回升，提升了中欧班列（成都）的市场影响力，但仍面临着线路间竞争激烈、往返货源难以保证、政府支持政策有待优化和战略实施体系尚不完善等关键问题。方行明等（2020）围绕全面对外开放重要举措——中欧班列，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影响城市贸易开放度的内在机理，发现中欧班列的开通显著提升了西部城市贸易开放度，且影响程度和城市班列开通数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王雅梅（2019）认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与条件。以中东欧国家为例，其指出西部地区与中东欧国家双边投资合作潜力巨大，有助于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经验文献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但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1）研究未涉及分析具体城市“如何选择”的问题，即在具体城市对外开放战略选择、实施路径的研究方面存在不足；（2）研究普遍缺少解决具体城市应“如何做”的问题，即在具体城市对外开放具体形式和目标的研究方面存在不足。本文创新之处：以成都为例，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分析西部地区对欧开放的路径，剖析成都“定位开放格局、优化开放布局、加大开放力度”的具体举措与成效，深入探讨其过程中存在的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为中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精确定位开放对象、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案例参考。
三、成都对欧开放合作的举措与成效分析
近年来，成都坚持以大通道建设促进大开放，实施“蓉欧+”战略、推动国际铁路港建设、新建天府国际机场及扩容双流国际机场，自贸试验区和国际合作园区建设稳步推进，并成功承办《财富》全球论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截止2019年成都国际（地区）航线已达到118条，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达到285家，驻蓉外国领馆机构达到20个。在此背景下，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西向对欧开放成为成都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着力点，相关举措引人瞩目。
（一）加快对欧互联互通建设
首先，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是开放型经济外生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成都大力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计划，强化高速公路网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结合全市制造业布局调整，不断优化市域高快速路网规划，计划到2022年形成“五环三绕”高快速路网格局，构建“东进”区域“5纵14横”高快速路网体系，形成市域1小时交通圈、成都平原经济区2小时交通网。
其次，依靠客流量优势，积极新增对欧直航航线。2018年成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中国内地第四个迈上5000万台阶的机场，在西部地区地位无法撼动。目前成都共有10条对欧直飞民航航线，分别是：荷兰皇家航空执飞的成都—阿姆斯特丹航线；中国国际航空执飞的成都—法兰克福、成都—巴黎航线和成都—伦敦航线；首都航空执飞的成都—马德里航线；四川航空执飞的成都—布拉格航线、成都—罗马航线、成都—伊斯坦布尔航线、成都—赫尔辛基航线和成都—哥本哈根航线。成都正积极推进华沙、雅典、维也纳等直飞航线的开航工作，力争早日开航，实现在蓉领事馆的直航全覆盖。
最后，以打造贯通亚欧大陆为目标，深入实施“蓉欧+”战略。自2016年“蓉欧+”战略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中欧班列（成都）作为运作主体，运输网络实现北至俄罗斯、南至土耳其、中至波兰罗兹“三线并行”格局。截止2018年12月，中欧班列（成都）已开通波兰罗兹、德国汉堡、荷兰蒂尔堡、德国纽伦堡、捷克布拉格、意大利米兰等11个欧洲主要节点城市直达班列，累计开行近3000列，年复合增长率达120%。成都也是全国开行中欧班列最多、运行最稳定、耗时最短、发班频率最高的城市，货源品类包括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及配件、机械产品、电脑及半成品、服装鞋类、花木水果等，其中，来自四川省内的货源接近60%。
（二）夯实对欧人文交流合作
积极“走出去”对欧宣介传播影响是成都吸引欧洲游客的重要方式。成都旅游资源丰富，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成都是国家旅游局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命名的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美食之都。欧洲一直是成都的重要境外旅游客源市场。为积极拓展欧洲旅游市场，近年来成都赴欧洲开展了多次旅游营销交流活动，如在西班牙举办了“成都周”大型城市推介活动、在英国举办“成都—伦敦”城市旅游营销推介会、在捷克举行美食文化节以及多次在巴黎举行旅游推介会。2019年四川省接待国外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欧洲游客增速超过世界其它地区游客。
在科教合作方面，积极与欧洲探索科教合作项目，成果层出不穷。蓉欧科教合作逐渐形成政府、机构、企业多维度布局的框架体系。2012年成都市与友城法国蒙彼利埃市为深化双方的国际交流合作而达成意向，成都蒙彼利埃小学应运而生；2014年4月成都与瑞士开展“中国—瑞士低碳城市”合作项目，在此框架下于2016年4月签署《成都市人民政府与瑞士发展与合作署关于中国—瑞士低碳城市项目合作备忘录》，并成立“中国—瑞士低碳城市（成都）合作中心”、“中国—瑞士（成都）低碳生物医学制造业园”、“中国—瑞士（成都）先进技术转移中心”；2016年3月天府新区与奥地利交通创新技术部就在智慧城市、新区规划方面的合作签署协议，目前合作已进入实施阶段；2016年5月成都市经开区与经济促进学院就建立汽车产教联盟签署协议；2017年4月法国总理特使率法国企业代表团一行访问成都并见证成都中法生态园揭牌；2017年12月第22次中国—芬兰经贸联委会在成都举行，成都成功引入欧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享誉国际的初创公司盛典——芬兰全球创新创业大会首次在蓉举办，为成都创业圈带来国际力量。
友城合作方面，友好城市能够显著促进两城人文交流，蓉欧友城合作与中国其它城市相比具有数量多、覆盖广的特点。目前成都已与欧洲12个成立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如表1所示，与成都签订友好关系的欧洲城市分布广泛，涵盖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既涵盖英法德等西欧大国，又包括中东欧、南欧、北欧等国家。蓉欧友城合作覆盖领域广，涉及蓉欧快线、旅游、制造业、医疗、文化、教育、低碳、可持续性发展等合作领域。
表1 成都与欧洲友好城市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外交部网站资料梳理。
此外，积极推动欧洲领事馆落户成都能够进一步加深蓉欧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相对而言，欧洲国家驻华使领馆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中西部地区较少。然而，成都开设欧洲国家领事馆数量在中西部地区领先，反映出蓉欧较为紧密的交往关系和未来优质的发展潜力。截至目前，领事馆落户成都的欧洲国家有6个，包括德国、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瑞士，而重庆仅有3个（英国、匈牙利、丹麦）、武汉仅有2个（法国、英国）。
（三）推进蓉欧双向投资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始终是地方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成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较为积极主动，重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挖掘，特别是将欧洲企业视为重点对象。截止2017年10月，成都已吸收欧洲企业约485家，资金达43.83亿美元，主要涉及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业、计算机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领域。其中制造业是投资最为集中、规模最大的部门，例如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规模达30亿美元；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达18.9亿美元；通用、博世、西门子投资规模均接近1亿美元。
为响应“走出去”实现技术、战略、市场寻求等动机，成都企业也不断向欧洲市场深入。截止2017年10月，共有56家成都企业在欧洲国家备案投资，累计备案金额约12亿美元。同时，成都企业正积极在欧洲拓展业务和市场。其中，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最大的水务处理公司——德国贝尔芬格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价约为2.2亿欧元；亲华科技出资约37亿元人民币收购德国ALBA集团旗下的Avus和Shiraz项目各60%股权；成都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设在香港的金亚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英国ATM上市公司、机顶盒生产商之一“哈佛国际”，中方投资额5000万美元。
（四）加速蓉欧金融合作集聚
近年来，成都加快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金融综合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对外合作能力的不断增强，成都对欧金融合作相应走在全国前列。
一是加速集聚欧洲金融机构。成都结合自身在西部地区金融优势，吸引欧洲金融机构落户。成都在西部地区率先开展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多项试点，2018年共计有欧洲16家银行和24家保险机构在蓉落户，包括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中英人寿、中航安盟保险等欧洲知名金融机构。
二是加强与欧洲资本市场合作。成都与泛欧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欧洲证券市场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天府国际基金小镇还在伦敦金融城设立了办事处。为提升直接融资水平，成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中欧国际交易所发行债券，大力支持企业探索发行双币种债、绿色债等创新型债券，拓宽境外融资渠道。在创新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和国别产业园区建设，积极推进中德、中法等国际基金设立。设立中德创新合作制造业基金，支持成都战略性新兴制造业蓬勃发展，主要投资于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配件、新能源、环保技术等领域。
三是在自贸区框架下加强中欧金融合作创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对外开放改革试验成效显著，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投融资及汇兑便利化、新兴金融、开放综合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先行先试”，构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金融服务体系。与自贸区的金融合作将有助于欧洲企业打通南亚、东南亚贸易大通道，促进建立中国对欧开放合作平台，促进中欧国际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开放。
（五）促进蓉欧产能合作
推进高水平开放是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基本要求和营商环境便利化的迫切需要。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外资西进、内资西移”的趋势成为成都的潜在发展优势，抢先占据高端制造业，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成都制造业提高国际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以“蓉欧+”战略作为契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结合自身制造业重点发展方向，成都积极拓展蓉欧通道、强化国际货运网络为抓手撬动蓉欧产能合作，进一步明确中欧班列重点服务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适应制造业及跨境贸易等新经济发展原则，增强班列与贸易、制造业的粘合度。一是深入推进与戴尔、联想、惠普等IT企业，TCL、长虹等家电企业，沃尔沃、丰田、大众、东风神龙等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联姻”，以供应链核心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及配套制造业向成都转移产能，推动企业建立以成都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二是大力发展跨境贸易、转口贸易，以整车、肉类、木材、农产品等为重点，积极引入品牌代理商、国际贸易商和跨境电商平台等贸易主体，重点发展以成都为集散中心的跨境电商和转口贸易；三是加强与西班牙萨拉戈萨物流园区、波兰罗兹经济特区等在制造业承接、跨境贸易投资、供应链管理、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带动四川省中德、中法生态园区以及四川—捷克中小企业制造业园建设，共建适应欧洲的制造业生态圈。
四、成都对欧开放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新经济合作缺少发力点
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经济迅猛发展，成都制造业与重庆、武汉、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相比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较低，但也意味着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包袱”最小，转型效率更高。成都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领域均有很强的优势，居民互联网理财、出行旅游、共享单车在国内城市中使用率最高，并专门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新经济委员会进行统筹，反映出成都培育新经济具有很强的先决条件。然而，成都在新经济领域缺少行业标签和代表性企业，如杭州阿里巴巴、深圳腾讯、武汉光谷。在蓉欧合作中，对欧洲知名新经济企业引进不足，未形成品牌效应。成都对科技项目的投资规模依然不足，导致很多有潜力成为独角兽的欧洲企业受风投机构影响而“出走”至北上广深等城市。
（二）科技合作机制缺失
蓉欧科技合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主管科技部门缺少渠道和机制。成都市科技局主要负责成都与欧洲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渠道不畅通。一方面，已有渠道主要集中于成都知名高校，这些高校并非市属管辖，成都市与高校间缺少渠道交流分享机制；另一方面，友好城市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成都与欧洲友好城市间的科技合作，特别是新兴战略合作缺少有效机制。二是在支持科技研发方面，成都支持机制较为“死板”，依然是按“世界500强”、“知名”、“著名”等名称“贴标签”确定扶持金额。欧洲许多小微企业在很多领域拥有独角兽技术，这些企业可能因“贴标签”式的支持方案使得落户成都的动力不足。此外，由于中欧知识产权体系不同，近年来蓉欧知识产权纠纷时有发生。
（三）金融合作有待突破
根据国内外金融发展经验，金融中心的形成与经济活动存在因果关系，首先是与经济总量、贸易挂钩（如新加坡、香港模式），后来逐渐与科技创新挂钩（如硅谷、台湾、深圳模式），此外还有政策性金融中心（北欧、开曼、北京模式）。成都金融业发展主要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的诉求，目标在“普惠金融”方面寻求突破，重点集中在供应链、消费以及农村金融领域。目前，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及爱尔兰在这些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成都可与这些国家合作以在普惠金融领域寻求突破。成都在中西部地区债务风控制能力强、财政充足，也具备国家金融开放政策，有待打破蓉欧金融合作停留在传统领域的僵局。
（四）“蓉欧+”战略运行单一
目前“蓉欧+”战略的实施还是以中欧班列（成都）为主体，虽然中欧班列（成都）在全国中欧班列中效率最高，但与重庆、西安、武汉、郑州等其他城市存在同质化竞争，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对欧洲目的地货源缺少掌握，回程空载问题依然未能有效解决。一方面，中欧班列（成都）在换轨节点、线路规划等方面存在进一步的优化空间，运营效率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作为物流通道，中欧班列（成都）未能高效整合欧洲特色货源和成都消费市场，在物流链、供应链体系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与此同时，目前欧洲企业并没有将铁路通道作为中欧物流运输的首选方案，调动欧方积极性也是强化“蓉欧+”战略的关键。
（五）招商引资针对性不强
成都各国别产业园区在规模、发展思路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已形成规模，但缺少外资引入的问题突出，亟需解决如何更好地吸引欧方投资的问题。在吸引欧方企业投资方面，成都主要优势是西部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食品、饮料等快消费市场，如复制东南沿海以产业链融合的招商引资模式，可能无法达到预期。与此同时，欧洲企业尤其是德国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但属于在某一技术领域（或行业）的独角兽，掌握核心技术，产业意义对成都帮助可能比世界500强企业更大。但目前成都在对欧招商引资方面引进产业对象目标不明确、招商引资策略僵化的现象依然突出。
五、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地区城市提出了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新要求。西向开放理念的催生，促使西部城市发展理念从专注内生动力向寻求对外合作转变，形成了借助对外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欧洲是全球最主要的技术、资本、产业集聚地之一，成都对欧合作的区位优势明显，符合建设国家西向开放门户的定位。本文以成都对欧开放合作为例，深入分析成都以“一带一路”建设、“蓉欧+”战略为契机，通过对欧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夯实人文交流机制、推进双向投资力度、加速金融集聚、促进产能合作等举措，对欧开放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为中欧地方合作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但合作过程中仍存在新经济合作缺少发力点、科技合作机制缺失、金融合作有待突破、“蓉欧+”战略运行单一和招商引资针对性不强等关键问题。这也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对欧开放合作的共性问题，宜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1.加强对欧开放的顶层设计
结合当前开放禀赋优势、创新开放方式，成都对外开放禀赋优势明显，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空港枢纽、国际铁路港和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完备，“蓉欧+”战略深入实施，已形成联通中欧的西部枢纽门户雏形。在此基础上，深入贯彻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精神，加强对欧开放顶层设计和创新意识，牢固树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思维，积极研究蓉欧合作可行性和持续性，深入开展蓉欧务实合作，为中欧高层对话提供地方合作典范，在中欧地方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2.扩大金融开放水平
近年来中国在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成都应顺势而为，突出地方担当和作为，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研究对欧放宽部分服务业市场准入可行性，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试先行，在西部大开发新机遇期实现创新开放，形成中欧经贸纽带。一方面，在自贸区框架下开放金融贸易便利化、外汇结算、分配额度，在自贸区内对欧洲机构开展商业保引业务、中外金融牌照等创新性尝试；另一方面，打破僵化的投资“天花板”机制，鼓励有能力的风投机构落户成都，强化金融扶持能力，为新经济发展形成带动效应。
3.疏通科技合作渠道
在蓉欧科技合作领域建立主管科技部门与成都高校、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机制，组建科技专家评估机制，根据技术先进、发展潜力、成都需要等多方因素确定支持资金规模。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参照国际经验，在蓉欧科技领域合作中引入专业团队，分析专利和项目之间关系，依照法律程序运作，避免法律纠纷产生的损失。
4.激活招商引资思路
在吸引欧方投资方面宜激活思路，谋求与成都大消费市场吻合的产业对象。例如吸引欧方食品加工企业投资，并使用中欧班列进行原料进口，既解决中欧班列回程空载问题，又在蓉生产欧洲食品服务于成都市场，甚至扩展至全国市场。与此同时，招商引资策略应有所突破，一方面，不应只侧重释放与其他城市雷同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而是要针对欧方对稳定持续营商环境的关切，释放营商政策的持续性，带给欧方稳定、持续的营商坏境印象；另一方面，将发掘潜在对象由世界500强企业转向欧洲隐形冠军企业，为成都未来产业发展塑造新的动力。
5.健全“蓉欧+”战略的供应链体系建设
深入发挥蓉欧快线高效整合欧洲特色货源和成都消费市场的物流通道作用，建立“蓉欧+消费”模式，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开设欧洲家具等体积大、时效性低的商品展示平台，成都消费者直接采购下单，建立“展示+体验+消费+物流”为一体的新模式，解决扩大消费和班列回程空载等多重问题。进一步完善“蓉欧+”战略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实现“订单—运输—销售”集成发展，以贸易收益反补物流通道。